朱熹詩經詮釋學美學研究論文

本文旨在考察和探討朱熹詩經詮釋學美學的體系結構和基本美學意蘊。在探討之前，有幾個問題在此作一必要的說明。

一、關於本課題的研究價值

本文的旨趣基於兩點考慮：第一、儘管中國傳統的“經學”時代已經過去，但作爲中國的“詮釋學”的“經學”研究則剛剛開始；第二、包括朱熹在內的中國傳統思想家是在對“經典”詮釋中建構起自己的賦予時代氣息的思想（包括美學）體系的。作爲“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遍注羣經”的一代宗師，朱熹建構起了以經學爲基礎的龐大思想體系。朱熹的詩經詮釋學美學是中國詮釋學美學的重要典範，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

二、關於“詮釋學”的理解問題

1．“詮釋學”及其本文的應用

“詮釋學”是一門關於理解和解釋的學科，源於西方。關於“詮釋學”，學界有六種基本規定：（1）作爲聖經註釋理論的詮釋學；（2）作爲語義學方法論的詮釋學；（3）作爲理解和解釋科學或藝術的詮釋學；（4）作爲人文科學普遍方法論的詮釋學；（5）作爲此在和存在理解現象學的詮釋學以及（6）作爲實踐哲學的詮釋學。而這六種詮釋學的規定，表明西方詮釋學理論在歷史上所發生的深刻變化。這一變化主要在於三次重大轉向：第一次轉向是從特殊詮釋學轉到普遍詮釋學即從局部詮釋學轉到一般詮釋學；第二次轉向是從方法論詮釋學轉到本體論詮釋學即從認識論轉到哲學；第三次轉向是從單純作爲本體論哲學的詮釋學轉到作爲實踐哲學的詮釋學。[1]

本文的“詮釋學”是在介於“普遍詮釋學”和“本體論詮釋學”之間的意義上應用的。即強調詮釋學是一種方法論問題具有普遍指導意義，同時又突出詮釋者在對“經”的詮釋中的建構意義。因此，本文使用的“詮釋學”概念並不侷限於西方的“詮釋學”理論。

2．中國的“詮釋學”——經學

本文中的“詮釋學”不同於西方詮釋學理論的“詮釋學”，只是一種借用。當然，中國古代雖未出現“詮釋學”一詞，但並不是說中國就沒有自己的“詮釋學”理論，實際上，“經學”就是一種中國特色的“詮釋學”，有自己詮釋的對象——《六經》，有一套完整的“詮釋方式”如“傳”“注”“疏”“箋”等，更有各種不同的“詮釋學”流派，如漢學和宋學，而漢學中又有所謂的“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等，從而形成了聲勢浩蕩的“經學”詮釋學歷史。在這一“詮釋學”歷史長河中，著述之繁、詮釋者之衆、詮釋理論之興盛，實屬人類文明之罕見。從孔子開始，中國的大思想家無不是一個優秀的“詮釋家”。朱熹更是“遍注羣經”的“詮釋”大家。

“垂型萬世”“如日中天”[2]的“經”之生命意蘊就在“詮釋”中誕生。

三、關於詩經詮釋學的兩個問題

1．關於詩經詮釋學

《詩經》又稱《詩》三百、簡稱《詩》，是中國漢民族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黑格爾說：“詩過去是，現在仍是，人類的最普遍最博大的教師。”[3]《詩》無論是從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體現着我國先民所具有的獨特審美創造與智慧，是“最普遍最博大的教師”。它同《禮》《樂》一道成爲了共同構築以“禮樂文化”爲核心的華夏美學體系（尤其是儒家美學）的基本來源。所以，宗白華先生說：“《詩經》中的詩雖只有三百○五首，且多半是短篇，但內容卻異常豐富，藝術也極高超。它們不但是中國文化遺產裏的寶貝，而且也是周代社會政治生活，人民的思想情感全面的、極生動的具體的反映。這《詩三百》是孔子、孟子、荀子美學思想的出發點和依據，它成了儒家的‘詩教’，也是中國過去兩千年來文藝思想的主流。”[4]由此看來《詩經》就不只是一部一般的“詩集”，而是中國美學思想極其重要的理論源頭，尤其是儒家美學，因此《詩三百》也成爲了儒家文化的“經”，成了中國“詩”的代名詞。從“詩言志”的提出及其孔子對《詩》旨的把握開始，中國美學就沿着“詩性文化”“禮樂文化”軌跡發展着。其中對《詩經》本身性質的理論詮釋，也就成爲中國美學思想發展中倍受關注和研究的重要理論課題。

然而在歷史長河中，《詩三百》歷經了一個由詩到經的滄桑鉅變。後世的所謂“經”本是孔子當年用於教授學生的六部“教材”——《易》《書》《詩》《禮》《樂》《春秋》。這六部由於是孔聖人欽定的經典，所以被“秦火”後的漢儒尊爲“六經”。這樣，一部由衆多不知名氏集體創作，併爲《春秋》時代所結集的詩歌總集《詩三百》變爲了至高無上的“經”。

“經”在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有着極其神聖的意蘊。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5]這裏，將“經”尊爲“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天下之公理”的崇高地位。

《詩》“經”之地位的確立，爲後世對《詩》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優越的前景，並使之成爲一種源遠流長的專門學問——詩經學或詩經詮釋學。

關於“詩經學”，近世學者胡樸安說：“何謂詩經學? 詩經學者，關於《詩經》之本身，及歷代治《詩經》者之諸派別，並據各家之著作，研究之分類，而成一有統系之學也。”他還指出，詩經學應具有三個方面的意義。（1）“詩經學者，非《詩經》也。《詩經》者，古書之一種。詩經學者，所以研究此古書者也”，強調詩經學是“學”。既然是“學”，詩經學就應該是對於“凡關於《詩經》之種種問題”“以廣博之證引始，經過詳慎之思審，明確之辨別，以求得的當之判斷爲事”爲基本內容。（2）“詩經學者，關於《詩經》一切之學也。”所謂“《詩經》一切之學，即歷代治《詩經》者之著作是也”。由於“歷代之《詩經》者”，“派別立而思想歧”，因此，“詩經學，一爲研究《詩經》之時代之思想，一爲研究治《詩經》者各時代之思想，而並求其思想變遷之跡”。這裏強調詩經學研究所具有的“思想史”意義和價值。（3）詩經學“按學術之分類，而求其有統系之學也”。並且“一類之學術，自成一類之統系”，作爲“一類之學術”的詩經學，本身亦可“分規各類”“有統系之可循”。“所以詩經學，一爲整理《詩經》之方法，一爲整理一切國學之方法”。[6]這裏強調詩經學本身就具有方法論意義。

當然，詩經學研究遠不止胡樸安所劃定的三個方面，但這應該是最爲基本的。尤其是詩經學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和價值，使得詩經學研究遠遠超出對其自身領域的研究，使之成爲了一種具有廣泛應用價值的“詮釋學”。“詮釋學”應該是既具本體論意義又具方法論價值的學科，是本體與方法的統一。

2．關於詩經詮釋學的發展階段

就詩經學研究的'歷程，目前有着不同的看法。著名的《詩經》學研究專家夏傳才“把《詩經》研究史分爲五個階段”，即先秦時期、漢學時期（漢至唐）、宋學時期（宋至明）、新漢學時期（清代）以及“五四”及以後的時期。[7]劉毓慶在其詩經斷代史研究專著《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中，提出了在“明前‘《詩經》學’大略經歷了五個階段，即五次大的變遷”的觀點。包括先秦時代、兩漢、魏晉至唐、中唐至兩宋、元代。[8]再加上明代和清代，這樣實際上就是“七個階段”。

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結合中國傳統的整個學術思想及其審美理念之流變，我認爲可以將詩經學研究（古代部分）大致分爲四個基本階段。

A．先秦：《詩三百》的刪述以及外交辭令等活動中的廣泛應用。

這一時期以《詩》的產生及其在生活中的廣泛傳佈爲主。在先秦的典籍中被廣泛引用，並對《詩》賦予己意，爲我所用，“斷章取義”。從嚴格意義上說，此時對《詩》的引用、“賦詩”，還不是對《詩》本義的詮釋，如“詩言志”“詩以言志”等都表現出這一傾向。

B．漢唐：《詩》經學地位的確立和支離。

秦火，造成了中國先秦大量的典籍的佚亡。漢代統治者較爲尊重文化典籍，尤其是“獨尊儒術”，使包括《六經》在內的許多典籍得以整理、傳佈和研究。所謂《六經》是指孔子用以教授弟子的六種基本教材，即《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崇尚聖人之“經典”是漢代文化的基本特徵。

《詩》在漢代也隨之成爲了《詩經》。《詩經》研究出現了第一個繁榮時期。對於《詩經》之研究，有所謂今文和古文學之別，也有所謂官學與私學之分。《魯詩》《齊詩》《韓詩》曾盛極一時，但在晉代《魯》《齊》分別失傳，《韓》詩在宋代也只有《韓詩外傳》之輯本。真正流傳至今的儲存較爲完整的是當時被稱爲私學的古文派《毛詩傳》。從漢至唐，《詩經》形成了較爲完備的“傳”“序”“箋”“疏”四位一體的漢學體系。也就是毛亨作《傳》、毛亨與子夏共同作《序》（也又認爲是“衛宏”所作）、鄭玄作《箋》、孔穎達作《疏》，最後成就了《毛詩正義》。

C．宋元：朱子詩經學的確立以及經學與詩學的尷尬。

宋代，《詩經》學研究出現了第二個繁榮時期。涌現出了諸如歐陽修《詩本義》、王安石《詩義》、鄭樵《詩辨妄》、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朱熹《詩集傳》、王柏《詩疑》、楊簡《慈湖詩傳》等詮釋《詩經》的代表性著作。僅據《四庫全書總目》，宋代《詩經》詮釋學著作就達46種之多，是宋以前詩經詮釋學著作總和（僅六種）的七倍多。在宋代，由於社會結構之變化，文人知識分子個體意識的相對增強，學術趨向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尤其表現在對前代學術（漢學）思潮之顛覆上。這一顛覆，首先是從對傳統經典所具有的“元典性”進行聲勢浩大的“辨僞”活動。如關於《尚書》的真僞問題等。就《詩經》而言，展開了一場對《詩經》《毛傳》《毛序》之作者之“辨僞”運動，強調“經”“傳”分離乃至疑《序》廢《序》，在《詩經》“辨僞”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歐陽修、鄭樵和朱熹，其中最爲激勵的是鄭樵。他在《詩辨妄》中，力詆《詩序》，認爲《毛序》根本不是什麼“聖人”所爲，而只是“村野妄人所作”。[9]由於鄭樵攻《序》過於激烈，受到了當《詩經》漢學強大勢力的迫害，致使其大量的著述已散失。朱熹吸取了這一教訓，改變了策略，不是直言和辨析其具體問題，而是從理論根部對《毛序》進行顛覆和瓦解。如在《詩集傳序》中並未出現“攻《序》廢《序》”的字樣，但從朱熹對《詩經》的重新作《序》就已充分表明其重大的顛覆性。這一顛覆的理論根基就在於朱熹 “以詩說詩”“感物道情”理論的提出。由此，朱熹在《詩集傳序》以及在其基本精神指導下所完成的《詩集傳》建構了與以《毛序》爲代表的《詩經》漢學相對立的“宋學”體系。

就宋元時代的《詩經》學研究之格局來看，大致可分爲宗《毛序》“漢學”派和反《毛序》的“宋學”派等兩個基本派別。由於當時政治等原因，《詩經》漢學勢力極爲強大，在整個宋代基本處於主導地位，漢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安石、呂祖謙，還包括理學創立者程伊川等；宋學派又分理學派和心學派。歐陽修、鄭樵、朱熹、王柏爲代表的理學派，以楊簡爲代表的心學派。這兩派都曾在《詩經》宋學乃至整個詩經學歷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朱熹詩經學在元代上升爲主導地位，整個元代詩經詮釋學呈現出《詩經》“宋學”爲主導的時代特色。到明代，由於明中葉的社會變革思潮分爲兩個基本階段：前期以朱熹詩經學爲主導，後期以心學派詩經學爲主導。

D．明清：尊毛與尊朱的疏離，嘗試着走出兩者之藩籬。

明清，尤其是“清代”是傳統詩經詮釋學研究的第三個繁盛時期。明清兩代，其學術思潮是有較大差異的，但就其整體內在發展邏輯及其流變而言，則有極大的一致性或繼承性。僅就《詩經》學研究而言，據有關研究資料表明，基本上呈現出這樣一種內在發展邏輯：由尊朱到疑朱（明代前、中期），由疑朱到毛、朱相雜（明清之際），再到超越毛朱（清代中、後期）之發展軌跡。

長期以來，尊毛崇朱是詩經學研究中的兩個基本派別。如何超越毛、朱就成爲了詩經學研究深化的基本前提。關於這一點，清代學者方玉潤就已清醒地指出：“自來說《詩》諸儒，攻《序》者必宗朱，攻朱者必從《序》，非不知其兩有所失也，蓋不能獨抒己見，即不得不借人以爲依歸耳。姚氏起而兩排之，可謂膽識俱優。獨惜其所見未真，往往發起端不能竟其委；迨思意窮盡，無可說時，則又故爲高論以欺世，而文其短。是其於詩人本義，固未有所發明，亦由於胸中智慧有餘而義理不足故也。然在當時，則固豪傑士矣。若篇中所云，以尊《集傳》故而至於廢經，則真庸妄流，豈可同日並語哉！”[10]當然這隻能說是方玉潤的理想，就連他本人也並沒有超越毛、朱的路數，甚至在許多方面還落後於朱熹。如“淫詩”問題就並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只是到了還“經”以本來面目的時代，纔可能真正解決。

四、關於本文研究的角度

對朱熹詩經詮釋學的研究成果頗豐。僅就近三十年來所涉及到朱熹釋經學研究的著作，也是碩果累累。（1）張祝平《朱熹〈詩經〉學論稿》。這是一部較爲系統地研究朱熹釋經學的專著。該書打破了長期以來，只就朱熹詩經學中的具體問題的考察和研究，而忽視其整體性、體系性研究的偏差，從朱熹的“詩教”理論入手展開對朱熹詩經學的整體性研究的。(2) 莫勵鋒《朱熹文學研究》中設有《朱熹的詩經學》，專門就朱子詩經學的幾個基本問題即廢“序”、“淫詩”、“賦比興”以及章句訓詁等方面作過較爲細密的考察和探討。（3）錢穆《朱子新學案·朱子之詩學》以“學案”“經學史”方式，對朱熹詩經學的演變與義理進行了梳理和考辨，提出了很多新觀點。（4）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是第一部《詩經》學研究史專著。本書從詩經學史的角度，對朱熹進行了極高的評價，認爲朱熹的《詩集傳》是詩經學研究史上“第三個里程碑”，並對朱熹的基本成就和不足作了介紹。（5）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朱子大傳》《朱熹年譜長編》等著作。束景南在《朱子大傳》中對朱熹詩經學作了迄今爲止（就我所見到的資料）最爲完備的考索和研究。還有張健《朱熹的文學批評研究》、張立文《朱熹評傳》、潘立勇《朱子理學美學》、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蔡方鹿《朱熹與中國文化》、吳萬鍾《從詩到經》、陳桐生《史記與詩經》、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等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朱熹的詩經詮釋學問題。此外還有大量有分量的相關論文，如陳昭瑛《朱熹的〈詩集傳〉與儒家的文學社會學》、黃景進《朱熹的詩論》、吳賢哲《從美刺言詩到廢序言詩——《詩經》宋學的進步意義和侷限》、褚斌傑和常森合著《朱子〈詩〉學特徵論略》等。這些論著分別從文學、美學、音韻學、詩經學史、社會學等不同角度，對朱子之詩經學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僅此可見，朱熹詩經詮釋學已成爲了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

就目前對朱熹詩經詮釋學的研究狀況來看，並未專門從美學的角度加以展開。本文就是立足中國傳統美學發展史，對朱熹詩經詮釋學美學作一嘗試性的考察與探討。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徽州婺源人，是南宋時期重要的思想家。朱熹是一個集哲學家、經學家、美學家、史學家、倫理學家等於一身的“綜合體”。朱熹的美學思想是其整個思想體系中的一個極爲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朱熹的美學思想充滿着傳統價值與時代精神、倫理與審美、邏輯與情感之間的衝突與和諧。在“衝突與和諧”中，朱熹美學沒有走向分裂，而是走向整合矛盾的中和圓融。因此，對朱熹美學的研究，我們必須處理好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朱熹美學與理學的關係問題，二是朱熹美學與傳統美學的關係問題。

就朱熹美學與理學之關係而言，毫無疑問，朱熹美學是其整個理學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以“理學”爲代表的宋代人文精神，是對傳統儒、釋、道等思想的傳承與整合，成爲了宋代的時代精神。就目前來看，最能體現這一時代精神的，非朱熹莫屬。朱熹以“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之氣概，以“遍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之胸懷，以驚人的毅力“遍注羣經”、遊學講學不絕、爲學與情趣互滲，建構起了真正能與盛極一時的禪宗相對抗並超越於彼的龐大理學體系。這一體系之建構，標誌着中國古代傳統理論的真正完成（不同於“完善”）。在這一體系中，朱熹美學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衆所周知，以儒家爲代表的中國文化堪稱以“禮樂文化”，在儒家基本經典中就有“六藝”之說，而“六藝”中就有充分體現審美意蘊的“詩”“樂”。而且孔聖人早就強調“詩”“樂”對整個人性結構之完善的重要的特殊的意義和價值。“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被孔子認爲是個體人格完善的重要環節，而人格建構與完善問題歷來是美學關注的焦點，是美學本質性的價值體現。朱熹充分繼承併發揚了孔子精神，十分注重《詩》《樂》及其文藝創作（如他的遊藝說及其創作的兩千多篇文藝作品）對人生目的的實現價值和意義。從他對諸經的關注程度來看，朱熹從其理學體系建構入手，首先關注並傾注畢生精力的是《四書章句集註》，建構起了他的“四書學”體系，奠定了其龐大理學體系堅實的基石，同時也成爲了元明清三代取士的基本教材。在“五經”中朱熹也只有《周易本義》和《詩集傳》兩個完整注本。據今人束景南考證，《詩集傳》的最後完成併成爲今本模樣，經歷了長達四十餘年的反覆刪修而完成的。朱熹的《詩集傳》也成爲了諸多注本中的佼佼者，以至於成爲後世註釋《詩經》的範本和詩經學史上真正與《毛詩正義》比肩的不朽之作。朱熹對其《周易本義》並不滿意，但對《詩集傳》則表現出極大的自豪感，認爲是他終生“不復遺恨”之佳作。由此可見，朱熹在理學體系建構中是何等地注重《詩》之價值了。《詩集傳》充分展示了朱熹美學思想的意蘊，但同時這一美學意蘊又是與其整個理學體系相統一的“中和”體。在本文的闡述中，我們將展示富於“中和圓融”意蘊的朱熹詩經詮釋學美學的本質特徵。

就朱熹美學與傳統美學精神之關係而言，朱熹美學體系的建構來源於傳統文化豐富的養料和現實的審美實踐活動兩個基本方面。而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朱熹《詩經》詮釋學美學。這是朱熹美學繼承傳統又超越傳統以建立新說的發源地。如上所述，《詩經》不只是一部詩歌總集，而是中華民族審美意識產生的重要淵源。在那裏蘊含着我國傳統審美基本思維方式，如“興的思維”；也有極爲豐富的審美形象和意趣。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詩經》與《周易》有極大地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主要表現“交感”理論的萌發。“男女交感”“陰陽相成”“乾坤相隨”“天人合一”在《周易》和《詩經》的審美趨向上是一致的或相通的。這一“交感”理論既來源於原始人類生活的“宗教”（應該是萬物有靈或泛神論，不是後來的宗教）觀念、巫術活動，而又超越了“宗教”、“巫術”，從而進入道德與審美範疇。如在《周易》中“鹹”卦，都強調以人爲本體，“明人事”。《詩經》中的“以物起興”同樣表徵着以人爲本體的“性情”之“吟詠”。這都突顯出將人自身作爲觀賞與詮釋的對象之思想理念。在這一“觀賞與詮釋”活動孕育着濃厚的審美情愫，是毫無疑問的。朱熹詩經詮釋學美學就是在對以《周易》爲代表的“交感”理論和以孔子爲代表的《詩經》“比興”理論繼承與整合中建構起來的。[11]而朱熹詩經詮釋學美學應該是朱熹傳承中國傳統美學精神，建構其龐大的詮釋學美學體系的開端。

因此，本文的工作集中在對朱熹詩經詮釋學的審美考察上。

註釋：

1、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1-29頁。

2、《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中華書局1965年6月第1版，第1頁。

3、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商務印書館1981年7月第1版，第20頁。

4、宗白華：《中國美學史專題研究：〈詩經〉和中國古代詩說簡論》（初稿）《宗白華全集》（3）第482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5、《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中華書局1965年6月第1版，第1頁。

6、胡樸安《詩經學》，《胡樸安學術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111-112頁。

7、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中州書畫社1982年9月第1版，第3-4頁。

8、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6月第1版，第24-31頁。

9、《朱子語類》卷80，中華書局1994年3月第1版，第2076頁。以下只注卷數和頁面。

10、[清]方玉潤《詩經原始》中華書局1986年2月第1版，第67-68頁。

11、關於《周易》與《詩經》之內在關係問題以及對兩者結合起來研究的問題，已有學者提出，如劉綱紀在《周易美學》中論述“陽剛”之美時，就曾指出並認爲是一具有重大價值的課題。並且說：“真正抓住了《詩》的美學精神的是《周易》”，“《詩經》是《周易》所說‘剛健中正’之美的最高典範。”（《周易美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126-132頁上，對《周易》與《詩經》之內在美學精神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