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赤壁賦》有感

幾乎，在所有經典的文學中，凡是跨越時空的作品，都是作家透過敘事與抒情的內在轉換，表達了作爲人類的我們，與這個世界既相互切割又相互吞噬的共生關係：生命的內在沉痾與生命的走向的本質苦難，構成了人類必然，甚至是絕望的生命歸元。在這必然中，每一生命個體，都能找到自己，與這世界順從或者對抗的反差極值：妄圖透過努力，看見自己，在黑暗中行走的聲音。

蘇軾的《赤壁賦》，在我個人看來，則是這種生命內在轉換與情感再現的經典之一，這種大苦無言的壯美，宛如堅韌而又倔強的金屬，在黑暗裏朦朧出幾分祥和的亮色：透過自我與時間的相互睥睨，傳達出一種不可替代的人文情懷。作者在這篇賦裏，藉助外在的敘事聯歡與內在的情感冷遇，表達出謫居的個人況味。縱觀蘇軾的一生，我們不難發現，蘇軾的個人遭遇總是離不開社會的賜予。蘇軾的生命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集團幽默：當政府決定要把某個人拿來把玩把玩，總是先把獵取對象像豬一樣豢養起來，膘肥體壯之後，就讓他浮在水上或飄在空中。在蘇軾的時代，作爲北宋政府，還是相對開明的;作爲北宋皇帝，也是相對開明的。唯一不開明的，就是皇帝身邊那一幫奸邪善良的小人了。雖然任何一個時代，小人總是存在的。尤其衣冠梟獍者。

政治上難以施展才情的蘇軾，在某種意義上，其流浪的命運格局，基本上都是小人們，同心同德努力的結果。當然，奸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正如其弟子由所說，蘇軾的被遭陷害，絕大部分是因爲他才學太高，名氣太大，口無遮攔，率性浪漫。一個才學和名氣都高的人，難免不獲罪他人，也難免不遭遇小人。而小人的特長就在於構陷，這點，歷史幾乎沒有例外。爲此，蘇軾的被貶就成爲社會的必然。其實，政府對蘇軾本來沒有什麼，皇帝對蘇軾也本來沒有什麼。可四周一圈吠吠的小人，紅着狗眼狠命亂咬。再開明的皇帝，也經不住這種噁心的噪音蠱惑。爲此，蘇軾的宿命悲劇，幾乎是社會與自我的相互決裂。好在蘇軾在自我意義上，能夠自我解嘲，哪怕像一條無家可歸的狗，宿命地浪跡天涯。蘇軾在流浪的路上，不但沒有倒下，反而更加堅挺了自我的內在氣節。爲此，蘇軾被貶黃州所作的前《赤壁賦》，除了自身的美學意義之外，更多的則是其人文意義，社會意義。

當一個人站在社會或時代的斷面，看得最多的，不是時代的歡宴，就是時代難以言說的陰暗與陰險。在蘇軾的時代，社會格局是相對穩定的，統治集團內部在局部意義上，也是和諧的。唯一不和諧的，只是權力的相互傾軋。權力，在一般情況下，都能使人喪失人性。作爲蘇軾本人，或許並不想捲入這種紛爭。作爲翰林院學士的蘇軾，或許只想讀讀書，看看天，泡泡茶，喝喝酒。偶爾去燈紅酒綠一下，以完成自我的宿命根本。但朝廷並不給蘇軾這種機會。誰叫你才學和名氣都高呢?當一個社會整體弱智，出類拔萃，或者具有相對健全智慧的人，總是率先受到攻擊，這幾乎是一條陰險的定律。作爲蘇軾，本意是善良的。本意善良的.蘇軾，當然不太考慮個人，或者基本上不考慮個人。因爲蘇軾無論在哪個方面，都是忠於朝廷的，也是忠於皇帝的。忠於朝廷的蘇軾，既不贊同王安石的改革變法，也不欣賞司馬光的頑固保守。深受儒家浸淫的蘇軾，希望走一條比較中和的道路，在穩步中走向新的彼岸。但朝廷卻扼殺了他的善良願望。蘇軾的唯一結局只能是發配，發配，再發配。這在當時，還算朝廷的恩典。因爲“烏臺詩案”僅僅是一個導火線，即使沒有“烏臺詩案”，也可能出現“鳥臺詩案”，或者其他什麼烏七八糟的詩案文案情案命案。朝廷要收拾一個人，總是很容易的，無論你多麼傑出。越是傑出的人，朝廷收拾起來，總是越加順手，也就越有成就感。因爲透過此，可以更加證明，朝廷是無所不能的，朝廷是絕對不可戰勝的。無堅不摧的朝廷，在如此背景下，當然可以爲所欲爲，無論公衆道德，社會格局，民衆走向的意願如何。

其實，蘇軾被朝廷趕出來，這應該是佛主的庇佑。在當時的體制下，蘇軾沒有被砍頭，實在是運氣，雖然差一點就被砍了。如此看來，北宋政府還是不喜歡砍文人腦袋的。比較喜歡砍文人腦袋的，還是秦始皇，以及後來的皇上或者陛下。秦始皇在砍文人腦袋方面，開了個絕妙的好頭。也許，秦始皇的願望並不在此，他只是給自己開了個冷幽默式的玩笑，結果無人喝彩，只好一意孤行，本想以扼殺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始”。這在某種意義上，有解決自我歸宿的意思，結果弄巧成拙，到最後居然事與願違。好在宋朝皇帝沒有向秦始皇學習，或者已經學習了，結果被美酒美女一泡，事到臨頭又不好意思想起來。否則，十個蘇軾也被玩完了。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蘇軾從朝廷走向民間，終於完成了自我人生的大逆轉，也完成了作爲朝廷的蘇東坡，轉向民間的蘇東坡的抒情敘事。

話雖如此，蘇軾還是朝廷的，其思維與走向仍是朝廷式的，其自我無論怎樣被貶，他也不可能真正成爲民間的一員，因爲，無論官職大小，總是國家幹部。這是蘇軾的心理出發點。有了這個出發點，蘇軾的朝廷心理仍然高高在上。這當然是由其身份，教育程度，成長環境與社會走向所決定的。有了這個前提，蘇軾從朝廷到黃州只能算是暫時的迫不得已。

黃州，實際上可能比蘇軾的想象還要差勁。但再差勁的地方，也有不差勁的景象或者想象。當年白居易被朝廷玩成江州司馬時，還有黃蘆苦竹，還有青山杜鵑。雖然景色不佳，鳥聲不脆，但總比什麼都沒有強。再說，潯陽江頭，脈脈的夕陽，白白的蘆花，皎皎的秋月，涼涼的金風，以及幽幽遠去如少女眼眸般的軟軟波濤，不時拍打着老白的心。偶爾出去走走，看看，聽聽，說不定也會心曠神怡。所以，在那個不明不白的秋天，在那個明月或者微月之夜，老白送別友朋，聞見江中琵琶聲，也不禁悲從中來，道出“相逢何必曾相識，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嘆，雖然，老白的感嘆與琵琶歌女的感嘆有本質的不同。蘇軾作爲那個時代，那個地點，那種景象，那種際遇，那種心境的碳水化合物，也難免不把內心難嚥難訴的東西，藉助景觀媒介，直接或間接地傾瀉出來。文人，一旦一帆風順，總是禁不住高堂走馬，長街躍鞭，那副春風得意的模樣，難描難畫;一旦遭厄，不是憤怒，就是幽怨，抑或自殘，甚至自戕。屈原烈士在這個方面開了先例。李白先生在這個方面也是典型。老李當年未出山時，總是鬱鬱寡歡，覺得天生我才怎麼就沒有個用武之地呢。一旦被朝廷召見，卻立馬發出“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超級男聲。可在被朝廷驅逐時，又禁不住長喟短噓，特別是在個人美夢飄渺無依之際，居然發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酸葡萄咒語。

因此，作爲蘇軾，除了政治理想的牽絆以外，在自我意識中，還飽受佛、道、儒三家強力思想與觀照理念的相互夾攻，蘇軾的自我與他我，幾乎一半出世，一半入世，或許還有一部分什麼也不是。面對生存的叢林法則，此情此景之際，也難免不心潮起伏。從京城到此地，早就飽含悽風苦雨。茫茫蒼蒼的黃州，斷壁巉巖，森然高聳，滔滔滾滾的大江，無日無夜，無始無終。滿眼蕭然的蘇軾，放眼遠望，地迥天高，定格身旁，苦宅黃蘆。蘇軾搖頭喟嘆之餘，覺得自己，真正成爲一條被朝廷遺棄的狗了。我們從他的《寒食帖》中，明顯看到，老蘇的內心，塊壘與苦痛相兼，迷惘與夢想共舉：苦雨攪着溼柴，淚水拌着憂傷，獨上層樓，浩虛蒼茫，靜觀自我，歸路何在。內外交困的蘇軾，不得不面對嚴峻的自我人生。好在還有幾個友朋，愁苦鬱悶之際，可以舉酒邀月。這其中，一個老衲──彌勒和尚，始終對老蘇充滿了人文以外的宗教關照;一個山谷──黃氏庭堅，誓死捍衛老蘇，典型蘇軾門下一走狗。老蘇擁有這幾個人，蒼涼的人生底板上，不多不少有了幾許晨曦黃鸝的混合溫馨。暗淡寂寞的黃昏，陰風撩人的夜晚，也因宗教的關照漸漸變得安詳明亮。這就是蘇東坡，人文，情理，事理共處的蘇東坡。

宗教，作爲人類心靈的皈依，作爲人類世俗生命的絕對補充，總是具有神奇的力量。無論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還是其他什麼教，常常引領人類的心靈。讓生命走向本真、祥和、寧靜、自然。當然，我們不否認，宗教在局部意義上，也是政治或者政體的補充。政治蒙羞時，宗教總是跳出來;宗教蒙難時，政治也總是跳出來。正如老子所說，損有餘而補不足。作爲個體，對宗教的讚美與崇拜，也是擺脫世俗苦難的有力途徑之一。因此，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是可怕的，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是危險的，在此前提下，蘇軾的宗教理念終於照亮了自己：面對生命中的一切遭遇，能微笑儘量微笑，能哭泣儘量哭泣，堅決不模棱兩可，或者堅決模棱兩可。這就是蘇東坡。當然，作爲人文的蘇軾，有世俗生活的烙印，生命就是從世俗走向世俗，然後在不自覺當中昇華，這昇華的一部分，就是精神敲打黑暗，理念敲打世俗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