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女人的悲歌（劇評）

引言：王安憶說，《長恨歌》曾被改編成話劇、電視劇、電影等衆多版本，自己最愛的是話劇版，但遺憾話劇版丟了一些樸素。下面是小編分享了關於話劇版的劇評，歡迎大家閱讀!

《長恨歌》這是一曲女人的悲歌。

她以不變應萬變的生活方式，永遠羅曼蒂克地追求生活。在作者傳神的敘寫中，我透視時間隧道，在流動的畫面中迷失：哪是此地，哪是彼地!無數代無數個王琦瑤在掙扎中幻滅涅磐又重生。紅顏逝水，在所有歲月的打磨之後，存留的雖依稀，卻絕對地面目全非。

這是隻有女人才能讀懂的故事。笙歌宴罷，月深人靜，她是怎樣一次又一次收拾起杯盤狼藉的心，穩住心性，無論明天怎樣，在有夢無夢之間，在澄明和混沌之間：伸或張，夢或醒。

女人常常是這樣的：年青時在絢麗虛榮的迷惑下，不知道想要什麼，因爲不甘平凡便選擇冒險;而戲散後面對着空曠的燈火闌珊，才恍然：少女時代夢了那麼久的期盼原來只不過是來不及回眸的一閃而過。而箇中滋味是：創傷未愈時的鮮血淋漓，是結痂後無法釋懷的一種比較，是走遠了還想回眸，假定中還想擁有，是幸福不再的一種愴然。說到底，女人的生命太脆弱，脆弱得經不起一個玩笑或一種假定。

成年後，終於明白了婚姻的實質，相守的內涵。而等待後的邂逅，竟是那樣一種變了味的安慰。正像席慕容詩中所寫：“我不願再見你，因爲再見的已不是你，只是一些滄桑的歲月和流年。”無非是隔着歲月的風塵，依稀望見舊時模樣。相處可以和諧而安定，是因爲沒有忘卻和改變的那部分，而那無意中流露的陌生，便摧毀了那以青春流逝爲代價的守候，依然守不住相守。而在心裏，我多麼希望可以這樣詮釋癡情的等候：“如果你所有的流浪都是因爲我，我如何可以不愛你風霜的面容;若世間的悲苦你都已爲我嚐盡，我如何可以不愛你憔悴的心。”

錯過春花，又錯過秋月，不經意間已近暮年;設計了又設計，企盼了又企盼，最後終結在戲中的一個場景，一個情節。人生如戲，哪一場是戲內，哪一場是戲外!溫泉水滑，芙蓉帳暖;恩愛情絕，天上人間。原來繁華過後是一夢!

短短的一生，長長的遺憾，在“華枝春滿，天心月圓”之中，還是之外?何爲滿，何爲缺?既然註定生有傳奇，憾又何憾!悲莫悲兮!

咫尺之遙的舞臺是個別樣的世界

多年來，王安憶一直保持着本色：不說不願說的話，不出席沒興趣的場合，好就說好，不好也直言不諱。昨天，當該劇導演蘇樂慈請她到臺上來時，她直接表達了心中的感受。她表示，《長恨歌》能再次回到舞臺，實在是件非常讓人高興的事，“雖然這已不是我第一遍看她，但看到自己筆下的人物能活在舞臺上，心裏依然非常激動”。與此同時，王安憶也對記者表示，好作品必須經得起時間的沉澱，等今年5月份編劇趙耀民從加拿大回來時，一定要“抓”住他將劇本再改改。《長恨歌》修改的餘地還很大，需要繼續磨。

8年來，觀衆換過一撥又一撥，《長恨歌》在小說之外，分別以話劇、電影、電視、繪本的方式被反覆表現。然而，對原著者來說，這個從舞臺上跑出來的“孩子”，既熟悉又陌生，是新朋友又是舊相識，是今事又是過往，彷彿從頭寫又彷彿再次讀。王安憶談及，話劇作出了非常忠於原著的創作，並且增加了頗多的喜劇色彩，而以喜寫悲是編劇趙耀民進行的頗具意味的二度創作。這得到了王安憶的讚賞：“這麼一來起到了很好的劇場效果，使這麼一個悲劇不顯得沉悶;而以喜來寫悲更顯張力，這是改編成功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王安憶小說《長恨歌》結尾和話劇結尾都提到了鴿子。舞臺上，王琦瑤被害，大幕落下，“鴿子照常從波濤連綿的屋頂飛過，花開花落。”這是旁白的聲音。鴿子飛翔在城市上空，它們是見證者;誰又能說鴿子飛來飛去，每天在固定的地方畫圈，不是帶有一些絕望呢?在小說《長恨歌》裏，散落着許多這般意味無窮的描寫，趙耀民曾經說，王安憶是用一肚子的浪漫主義創造了一個世俗的世界。這些，對小說來說是翅膀，對話劇改編卻是難題。

“怎樣把言外之意做出戲來，編劇和導演都盡力了。”王安憶表示，“就像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萊特，我不敢說目前呈現的王琦瑤就是我心中的王琦瑤，但至少這個人物是站住的。她或許是蘇導的王琦瑤，又或許是趙耀民的王琦瑤。其實，我並不十分在意它有沒有完全地體現了我的小說，我的小說哪怕有一點點在舞臺上立住了，我已足夠高興。”

王安憶鍾愛戲劇是圈裏出了名的。在劇場邂逅她的機率極高，她對戲劇那種小女孩般的憧憬和喜愛，多半來源於她的父親。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憶的母親是作家茹誌鵑，但很少人知道她的父親王嘯平先生就是上海人藝的著名導演，曾執導過話劇《白毛女》《杜鵑山》，並且把《霓虹燈下的`哨兵》第一次搬上了上海的話劇舞臺。“我對劇場不陌生，小時候，父親常領我去劇場，他工作的時候，我就四處轉轉，也有不少演員會到家裏來玩，一起暢談。”年幼時的耳濡目染，讓王安憶始終對舞臺充滿感情。她說：“我非常關心話劇《長恨歌》的排演和演出，這是因爲我非常喜愛舞臺，我覺得舞臺和我只是咫尺之遙，可它就已經是一個別樣的世界。《長恨歌》寫於20年前，當時的情景已成惘然，後來的生活覆蓋了它。話劇又將它推到我的跟前，真是一個奇妙的相逢。”

這一版的遺憾是丟失了一些“樸素”

《長恨歌》的出現，來自於一段流言的存在——一個選美小姐出身的女人，死於非命。王安憶透露：“寫《長恨歌》的時候，我只是感性地被她的故事所吸引，她的意義是在事後去回想的。有人問我，年輕時候的王琦瑤有沒有夢想，我當時斷然回答，沒有夢想，她只有現實。後來我又想起這個問題，我依然堅持她沒有夢想。只是，隨着生活的進程，現實越來越變得像一場夢，她就成了夢中人，最後的結局就是夢醒。”

對於王琦瑤的扮演者張璐，王安憶給予了肯定。“她的進步是非常非常大的，8年前我的一個日本戲劇界朋友來看戲，看到張璐的表演覺得她太年輕了。他說，在日本，寧願選一個年紀大的演員來演年輕的角色，這樣更有把握。但是，隨着時間的流逝，我看到了年輕演員的成長。如今的王琦瑤比8年前好得多。”

一場繁華上海的遺恨和舊夢，是被王安憶一點一點用非常日常的素材“堆砌”出來的。“樸素”是她反覆跟記者強調的兩個字。如果說有遺憾的話，她認爲這一版丟失了一些“樸素”。但是，長恨不正在於“有些我們無法控制的變化在發生着嗎”，對於有人說小說迴避了許多現實社會中的重大歷史事件，王安憶不認同。她說：“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滴生活的演變。我是個寫小說的，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就應該表現日常生活。在這方面，話劇唯有比小說走得更徹底一些，這是話劇本身的特質決定的。”

每天早晨寫作，下午閱讀，晚上休息。王安憶就喜歡這樣的日常生活，也愛着舞臺上的不平常。這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如同她這個人，似乎是難以言盡的。在《長恨歌》再度演出的發佈會上，有記者問她：“這一版與此前那一版相比發生了哪些變化?”王安憶的尖銳瞬間爆發，她說：“爲什麼非得關注變化?好的作品只需隨着時間慢慢沉澱，我們對時間的態度爲什麼變得那麼急促?我是寫小說的人，我認爲文學追求的正是那些永恆不變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