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之外的《邊城》

《邊城》描寫的湘西，自然風光秀麗、民風純樸，人們不講等級，不談功利，人與人之間真誠相待，相互友愛。外公對孫女的愛、翠翠對儺送純真的愛、天保兄弟對翠翠真摯的愛以及兄弟間誠摯的手足之愛，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農業文明的傳統美德。

　　文字之外的《邊城》

《邊城》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少數一流的、不可多得的長篇小說之一，寫於沈從文的盛年和創作高潮之際，也是他自己無法超越的高峯。我們以前更多關注的是這部作品本身的成就。許多在文字之外的東西，比如它的現實觸因，它的文學承傳，它對於沈從文創作的意義等等饒富意味的問題，並沒有爲我們集中關注。

一、 創造的歲月與《邊城》：甜蜜與憂傷的交錯

“當時住在西安門內達子營一個單獨小小院子裏。院中牆角有一株棗樹和一株槐樹，曾爲起了個名字叫‘一槐一棗廬’。終日有陽光從樹枝間篩下細碎陽光到全院，我卻將一個十八世紀仿宋燈籠式紅木小方桌擱在小院中，大清早就開始寫我的《邊城》。”這是沈從文1981年爲重印《湘行散記》作序時寫下的與《邊城》有關的文字。其實，在離這近四十年前的1946年在長篇散文《水雲》中，就有着相似回憶：“我結了婚，一個小小院落中一株槐樹，遮蔽了半個長而狹的院子。從細碎樹葉間篩下細碎的日影，鋪在方磚地上，映照在明淨紙窗間，無不給我對於生命或生活一種新的啓示。”“因此每天大清早，就在院落中一個紅木八腿小小方桌上，放下一疊白紙，一面讓細碎陽光曬在紙上，一面也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

寫作《邊城》的日子，對於沈從文來說，總是與陽光、溫暖、明淨等字眼相聯，是他生命中美好的回憶。那是1933年9月，31歲的沈從文新婚不久。此前，經過近十年的奮鬥，從一個湘西小城走出來的小學生沈從文，已出版十餘部小說集。這位當年想上大學而不能如願的青年，已成爲一所國立大學的教師，他追求多年、聰敏明慧、時年23歲的張兆和也已成爲自己溫柔美麗的主婦。正是在這種諸事順遂、精力彌滿的時候，沈從文寫出這部傳世傑作。

與這一段生活相和諧，《邊城》是一部溫潤瑩潔、純粹完美的書，文字的感覺是那麼飽滿、柔和。但是，它又是那麼讓人憂傷，因爲，它本身就是一部浸透着一種難以拂拭的淡淡憂傷的作品。爲什麼在事業和愛情、家庭都非常完美、正當壯年的沈從文，會寫出這樣一本被憂傷浸透的小說呢?

二、“壓抑的夢”和“蘊藏的熱情”

1936年5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從文小說習作選》，在《習作選集代序》一文中，沈從文第一次談及《邊城》創作。他說，在這部書裏，“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爲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似乎說得明白，其實有點模糊。一直以來，我們沒能從中得出自然的結論，《邊城》的真正內核，就是“人性”與“愛”的糾纏。

這樣的結論當然是一種相當的簡化。但只有從這點出發，才能觸及沈從文當初寫這部書的真實心態。對於沈從文和《邊城》來說，這種探究是達到理解的一個關節。正是在《習作選集代序》中，沈從文說過一段對於讀者有些不恭的話：“我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於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你倘若毫無成見，還可以慢慢的接觸作品中人物的情緒，也接觸到作者的情緒，那不會使你墮落的!”

沈從文看重作品後面“隱伏的熱情”，希望讀者接觸到“作者的情緒”，如果過分依賴純文字分析，很難成爲沈從文期盼的那種“你們少數的少數”，他內心只爲這“少數的少數”寫作，因爲他們能夠在他的作品裏“發現一種燃燒的熱情”(《習作選集代序》)。

在寫於上世紀40年代的散文《水雲》中，他說寫《邊城》是源於“受壓抑的夢”。在沈從文其他文字中也常用“積壓”、“堆積”等帶有固體質感的詞語，來形容青少年時期的情感體驗。過去近三十年來受壓抑的情感，在他結婚之後，還時常使他反顧，它們“堆積”在那裏，容他細細回味、清理，在內心的櫥窗裏重新一一擺放整齊，爲他關於男人與女人、愛情與婚姻、人性與倫理、慾望與道德等複雜問題的思考提供參照，也使他有足夠耐心思考。

認明這一點，我們始可以認真對待、理解沈從文一些情緒反省與《邊城》寫作的關聯。

多年苦苦的愛情追求落實爲婚姻，然而未能中和、稀釋過往日子裏所堆積的情感印象。人心裏總還有難以填滿的情感空缺，一些飄忽的情感印痕，若干年前瞬間體驗到的“愛”與“驚訝”，一縷清秀眉宇間淡淡的微笑……都還在纏繞着這個處身幸福之中的中年人的記憶和情感。何況，以後的生命中，還會有一些尚可期待的美麗靈魂的邂逅和精緻肉體的神性所帶來的感動與驚訝。沈從文只有在一種需要足夠耐心的寫作中，方可望來安排自己那一顆柔軟的、然而紛亂的心。

三、沈從文陳述翠翠的三個來歷：“過去”漂浮的影子

沈從文在《水雲》中論及《邊城》時說，“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在什麼感情下寫成這個作品”，連朋友劉西渭也“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這個故事填補過去生命中一點哀樂的原因”。“沒有一個人知道”，並不值得一個普通讀者爲此過分內疚，因爲文字無法提供線索。

引起我們興趣的首先是翠翠，《邊城》之所以讓讀者產生拂之不去的憂傷，主要是因爲這個乖巧得讓人心痛的女孩子的命運。1988年，沈從文在姚雲、李雋培改編的電影文學劇本《邊城》的稿件上，寫下了大量評改文字，在這些文字裏，他三次強調翠翠的年齡：“翠翠應是一個尚未成年女孩”、“尚未成年”、“翠翠直到這時，還並不完全成熟才符合情形”。直到晚年，翠翠依然清晰刻印在他的腦海之中不容更改。

沈從文數次談及翠翠這個人物的原型。在《湘行散記》一書的《老伴》一文中，他交代翠翠來自十七年前當兵時在瀘溪縣一個絨線鋪裏的女孩子，他們幾個當兵的夥伴，都對這女孩印象極好，卻只有一個叫“開明”的勇敢些，將好感表白了出來。十七年後，沈從文在縣城裏恍惚出神，他在同一個絨線鋪又見到了一個酷似當年“翠翠”的女孩，卻是開明和當年那個女孩的女兒!沈從文感慨萬千，“我有點憂鬱，有點寂寞”，“這地方在我生活史上佔了一個位置，提起來真使我又痛苦又快樂。”少年時期一段沒有勇氣表白的愛戀，十七年的光陰，只是使它發酵、變濃。

翠翠的第二個來源，是1933年和張兆和一起，在青島嶗山溪邊洗手時，看見的對岸一個穿着孝服報廟的姑娘。沈從文在寫給張兆和的《湘行書簡》中有所提及，卻沒有像《湘行散記》中交代絨線鋪女孩那樣的詳細。在這裏，也許只是一種讓他難以忘卻的美感動着他。

第三個來源是張兆和。在1946年的散文《水雲》中，沈從文說：“故事上的人物，一面從一年前在青島嶗山北九水旁所見的一個鄉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邊黑臉長眉新婦作範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樸良善式樣。”

這是沈從文關於翠翠這個形象來源的自述，大致可看出《邊城》的現實觸因。是由一種久遠的歲月中沒能擁有的女性美觸發而來的惆悵。他試圖透過對於這個健康、純樸，明慧的女孩的細細描摹，平復多年來的傷感和隱痛。以及透過將三個年輕女性形象糅合在一起的寫法，將得到和無法得到的情感與美，在想象裏調和成自己心靈深處的安慰。

從這個角度看，《邊城》是一部爲自己心靈創作的作品，只爲了一個憂傷的記憶，一場少年時期美得心酸的夢。創作早期，尤其是1928年、1929年這兩年，沈從文大量以邊地風情爲內容的作品，製作起來迅速而不免粗糙，他經常抱怨書商的壓榨使得他停不下來。這種急就式的寫作，使得《邊城》以前的作品精粗雜陳、良莠不齊。像這樣，在陽光與樹影交織之下，一週一小節的寫作，是認真寫給過往歲月的輓歌，也是在從容裏爲自己創作的安魂曲。

四、文學啓迪：翠翠的第四個來源

小說創作畢竟是複雜的事情，在細緻的閱讀中，我感覺，光有沈從文所說的這種現實感觸，還難以真正觸發他的創造力。翠翠不僅僅是從現實記憶中搬移過來的女孩。沈從文的創造，不只是他自己對於現實的思索，還有他接受的文學啓迪。

沈從文的創作受到廢名的深刻影響，是清晰的事實。但我們對於這種影響的理解，往往流於稍顯空泛的作品風格、氣質等的辨認。

沈從文從不諱言廢名的影響，但更看重與廢名的區別。在專論《論馮文炳》中，他陳述了自己的創作與廢名的聯繫，以及廢名創作存在的問題。其實每一個作家，都會將自己的創作理解爲對於另一個作家的超越，但更有意義的事實可能是：儘管可以超越，但是對一個作家來說，如果他的創作是受另一個作家的啓發，那麼這種啓發、這種最初的創作觸因，對於一篇作品得以產生的事實來說，觸因比超越的成分重要得多。

沈從文在1926年寫的《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一文中提及廢名，“我個人是很喜歡他的東西的”，“他的創作寫得極其細緻，但並不累贅，把自己兒時所得印象，用女人似的筆致寫來，至少是我爲他那篇《竹林的故事》(集中之一)，已深深的感動了。”《竹林的故事》和《邊城》正是同一種輕淡、雋永的情調和氣氛。尤爲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翠翠性格的主要方面，和《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有着內在的、驚人的相通。

廢名小說中的年輕女孩，一個主要的性格特徵是乖巧、馴良。《浣衣母》裏面的駝背姑娘，《柚子》裏面的柚子表妹……《竹林的故事》的三姑娘更是這樣。八歲替媽媽洗衣，正二月賽龍燈，三姑娘爲了陪媽媽，故意說沒有什麼好看。“三姑娘的拒絕，本是很自然的，媽媽的神情反而有點莫名其妙了!”“三姑娘同媽媽間的爭吵，其原因都在自己的過於乖巧”，因爲過於乖巧而讓親人有一種莫名的憂慮。

回過頭看翠翠，端午看船，是她內心盛大的節日，但是她寧願爺爺去，或者陪着爺爺守船，祖父明白翠翠這是“玩心與愛心相戰爭的結果”，“祖父對於翠翠的打算是同意的。但人太乖巧，祖父有點愀然不樂了。”(《邊城》第七節)小說同樣極力刻畫她的乖巧，讓親人爲之不樂。

爲什麼呢?這樣的女孩終究是要寂寞一生的!

親人的.擔憂，骨子裏是一種宿命的理解。

三姑娘和翠翠，同樣的因爲乖巧讓親人憂慮，沈從文承認《竹林的故事》深深地感動過他，在這樣的氛圍中浸淫過久，說翠翠的性格以及沈從文對於翠翠命運的理解等等，來源於三姑娘這個女孩的啓示，不是無端的揣測。這裏見出廢名小說對於沈從文創作直接的影響。

從文學承傳的角度來看，還可以看出《邊城》領受的另外一個文學啓迪，那就是郁達夫的《遲桂花》。郁達夫對於沈從文創作的影響，也是清晰的事實。沈從文早期一大批不免自我暴露瑕疵的作品如《用A字記錄下來的事》、《老實人》、《松子君》、《不死日記》、《一個天才的通信》等等，是典型郁達夫式的。金介甫在《沈從文傳》中說：“性的飢渴、失眠、結核病、精神疲憊和偏執狂――就是說，郁達夫作品人物的諸般雜症，除了賭錢、酗酒之外，在沈的作品裏幾乎照單全收。”但我們認定了郁達夫這類“自敘傳”小說對於沈從文早期小說的影響，卻沒有能夠繼續跟蹤下來。那就是，隨着郁達夫創作的轉變，沈從文的創作也同樣產生了轉變。1932年面世的《遲桂花》，同樣給予1933年開始寫作的《邊城》以深刻啓示。

從當年郁達夫和沈從文兩人在文壇的地位、聲譽和已取得的文學成就等方面來看，這種影響，相當於一個小說大師對於一個青年作家的影響。

在郁達夫早期作品中，男女之間的交往缺乏情感的因素，主要表現爲男性的慾望指向，直到1927年創作的《過去》，情感因素擡頭了，女性的情感體驗排斥、驅逐了男性慾望，使男性反省。這是郁達夫創作的轉折點，也是《遲桂花》合理的起點。《遲桂花》寧靜從容、自然健康的美，呈現出一個優秀小說家必要的節制，和《邊城》是極爲相通的。如果說，這種說法屬於主觀感受，那麼郁達夫自己曾提供過一點隱約的記錄，可作爲佐證。根據郁達夫寫於1932年10月的“滄洲日記”，《遲桂花》的寫作，並非像以前創作的那樣有着真實的自敘傳色彩，但也是在現實刺激之下的一種想象，而“遲桂花”這一意象則直接來自1932年10月的一次杭州之遊。但是這部小說的創作，也有着德國作家林道的短篇小說《幸福的擺》的影響和啓發，郁達夫曾經將這篇小說譯出在《奔流》雜誌發表。郁達夫1935年發表的《林道的短篇小說》一文，裏面有這樣的文字：“我曾譯過他的一篇《幸福的擺》(先在《奔流》發表，現收在生活書店印行的《達夫所譯短篇集》中)，發表的當時，沈從文曾對我說，他以爲這是我自己做的小說，而加了一個外國人的假名的”，郁達夫的譯作，沈從文都這樣細心體味，《遲桂花》發表於1932年12月出版的《現代》雜誌，《現代》在當時的影響，比《奔流》大，沈從文對於這篇非譯作的郁達夫小說，當然會更爲用心體味。郁達夫在《遲桂花》中，一改前期小說感傷與暴露的寫法，呈現寧靜從容的風致，第二年，沈從文透過《邊城》中這個客觀講述別人故事的小說，告別前期那種郁達夫式自我暴露的寫作，難道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繫嗎?

至此可作結論：《邊城》有沈從文自身情感體驗的直接刺激，也有必要的文學啓迪和文學承傳。它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出現，並非一個突兀事件。從《竹林的故事》和《遲桂花》，到《邊城》，我們見出了現代優秀抒情小說的一個清晰脈絡。

五、《邊城》作爲橋樑：向“未來”與“虛空”凝眸

在1946年《水雲》中，沈從文滿懷惆悵回憶了曾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出現的四個“偶然”――四個與之有着欲斷還休的情感牽扯的美麗女性，筆調柔和溫婉，態度嚴肅，在情感與慾望的糾纏之中，充滿對於理想人生的抽象思索。其中的第三個“偶然”，一個美麗的模特，讓沈從文這個“鄉下人”見識了身體的動人之美與神性。

早在1941年的小說《看虹錄》中，沈從文就詳盡地呈現出這個“偶然”的“美麗精緻的肉體”引起他的眩目的驚奇!如何理會生命中美的誘惑，一個人，該如何正視他的生命中的“偶然”與“必然”，如何詮釋人性與愛情、婚姻等，是20世紀40年代沈從文關注的中心之一。還有小說《摘星錄》、散文《燭虛》《潛淵》《長庚》《生命》以及系列冥想式散文《七色魘集》等等一大批20世紀40年代作品，都有這種色彩。因爲某種欲說還休的愛與性的糾纏，使得文風尖新晦澀，現實既無從暢快淋漓地坦露，又必須記錄這些身體與心靈的煎熬，沈從文的文風，只有一個勁朝向乖僻與抽象之途。這一批面貌獨特的作品，不單將沈從文自己的創作劃分爲一個新的階段，也使沈從文與整個文壇顯得隔閡。在20世紀80年代，沈從文曾天真地說，這批作品當年他曾小心地不讓張兆和讀到。

這些在抗戰中寫於雲南邊陲的作品，不單在昆明，在整個文壇都產生不小影響。人們爲沈從文的變化感到驚訝。從1946年起，沈從文逐步感受到來自左翼的巨大壓力，這批作品自然也是攻擊的重點。郭沫若在1948年《斥反動文藝》一文，指出沈從文這個“桃紅色作家”，這個“看虹摘星”的“風流小生”，歷來是作爲反動派而活動着的!“風流”而“反動”，這樣的評語，隨着現實政治的發展，足以讓沈從文心理崩潰。也不得不承認，在這一堆晦澀抽象的作品中，能讀出作者的“風流”來。這種抽象，來自婚姻之外的愛的驚訝、美的誘惑――這種“情感發炎”!由這種煎熬過渡到對於理想人生形式的抽象思考，人性與愛，性與生命，生活形式與生命的本真，等等。可貴的是，這個曾經備受壓抑、現在已經功成名就的苦惱的中年人，儘管糾纏在這些個人的亂麻之中，卻沒有沉溺，而是由此出發，思考整個人類、人性的缺陷與美，開始“向人類的遠景凝眸”。

所以，儘管學術界對於20世紀40年代沈從文創作出現的抽象傾向，作了不少深入的、有見地的闡發，儘可以更深地生髮開去，但是，由我們上面的簡單描述，也可以感知，這種抽象的寫作，這種隱晦艱澀的姿態，其內在的心理資源，和寫作《邊城》時相比，並未呈現過多異質性東西。20世紀40年代一批作品基本思路，在《邊城》中已大致定型。從這種角度來看，20世紀40年代沈從文的創作，表面出現了一個巨大轉折，實質依然是那種由《邊城》開創的、爲自己的心靈的輓歌式寫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邊城》成爲一座橋樑，將原來那個津津樂道那些邊地傳奇的青年故事能手，過渡爲一個糾纏在自己內心、糾纏於生命抽象思索、進而向人類的遠景凝眸的中年人。

對於沈從文自己來說，《邊城》也是一個轉折點，一座橋樑，同時又是一個再也跨越不過的高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