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後時代的傳承守望與反思

日前，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辦的題爲“呵護傳承人，關注守望者——非遺後時代民間文化傳承的實踐與思考”論壇上，與會專家就近年來民間文化傳承人的傳承狀況、遇到的問題與困惑以及傳承與創新、保護與開發的關係等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議。

從“重申報”向“重傳承”過渡

“目前，非遺傳承人的生存狀況仍然堪憂。”民間文化傳承人代表趙興壽表示，造成這一狀況有多種原因：傳承人的生活條件得不到改善、村落的消失、大量的農村勞力進城，造成了村落空巢；經濟利益的驅動造成民間文化傳承斷裂，傳承人所創作的作品產生了文化上的變異，使非遺面臨着消亡；不少地方對於文化遺產的意義認識不夠，沒有很好地承擔起對非遺傳承人的管理和幫助；長期以來重經濟、輕文化的觀念，致使非遺保護在經濟發展中仍舊處於弱勢地位。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曹保明認爲，無論是瀕臨消失還是尚有活力的民間文化，都要注重扶植傳承人，他們的每一個姿態、每一種腔調、每一個表現手法都在傳承民間文化的血脈，承載着民族的精神，如何扶持民間文化傳承人，始終是我們面臨的一個複雜而具體的課題。

“非遺大都根植于田野、村落，大批村落的消失會使非遺陷於無本之木的境地。”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建議，一定要把非遺保護和傳統村落保護結合起來，這樣纔會留住傳承人，才能保護村落的文化空間、文化土壤、文化生態。

從2003年便開始奔走於貴州西部做田野調查，立志做一名苗族史詩《亞魯王》收集者、整理者的“80後”楊正江表示，要重視培養年輕的傳承人，吸引更多年輕人投入到保護民間文化的工作中來。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潘魯生指出，目前我國非遺保護工作已進入調整過渡階段，從“重申報”向“重傳承”過渡，在梯隊構成上，從以高齡行業掌門人或領軍人物爲主，向五六十歲的中堅力量過渡，也有“70後”青年藝人涌現，目標也是找到合理的銜接點，來促進傳承。他建議，可以借鑑國外經驗，參照韓國“人類活珍寶”保護體系和日本“人間國寶”等做法，透過名錄制度來保護文化傳承人。

專家要提供保護標準和方法

如果說鑑定、命名、搶救是政府和專家學者在非遺保護時期的主要工作，那麼，進入建立在四級保護體系基礎之上的非遺後時代，如何科學保護非遺則成爲專家學者面對的新問題。

“非遺後時代，專家不能缺席。沒有理論的提升和指導，保護工作就會流於表面甚至失去方向。”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羅楊提出，學者和專家應該充分認識到學術研究的重要性，理論建設不能脫離實踐，要把書桌放在田野，和傳承人保持互動。

“民間創造，精英挑選”，這是馮驥才對民間文化搶救和保護工作的觀點。他認爲，文化傳播不能膚淺，要想讓更多的人正確認識非遺的文化價值及其精神內核，就需要藉助專家的有效解讀，以利於樹立正確的社會傳播導向。專家學者要在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勇於承擔責任，走進民間幫助藝人傳承與弘揚民間藝術，這也是專家學者的時代擔當。非遺雖然是百姓在生活中創造的民間文化，但要從文化的高度認識，以精英的'眼光挑選，才能去蕪存菁，找出真正有保護價值的珍品。

同時，政府作爲遺產保護主要責任的承擔者，對保護什麼和怎樣保護的概念應進一步清晰化。曹保明提出，專家們應該參與幫助政府制定法規和政策，提供具體的保護範圍、標準和方法，避免保護工作陷入誤區。

應建立傳承人淘汰機制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錯誤的認識，認爲非遺就是一種資源，推向市場就是保護和發展，甚至出現不合規律的‘打造’，使其失去了文化內涵。”潘魯生強調，非遺申報是立“軍令狀”，是莊嚴承諾，是向全社會宣示要承擔保護該項遺產的歷史責任；這不是上光榮榜，更不是做商業廣告。如果以保護爲手段、以追逐商業利益爲目的，不但違背了非遺保護工作的初衷，違背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更會使寶貴的非遺遭到不應有的損毀，使我們有愧於先人和後代子孫。

“面對經濟利益，面對市場，傳承人一定要堅守，不要迷失方向。但我們發現，一些非遺傳承人經不起金錢的誘惑，在一些投資人的運作下，將非遺弄得面目全非，有的已經失去民間傳承人自我身份認同的光榮感和自覺感。”馮驥才呼籲，要對已公佈的傳承人進行考覈，發現問題要及時解決，要建立淘汰機制。

文化學者劉錫誠提出，非遺的核心要求是原汁原味地傳承，非遺的真正價值不是創新而是保留。既保護文化遺產的藝術形式，也保護它的生存土壤。一定要正確認識非遺的文化價值及其精神內核，樹立正確的社會傳播導向。他認爲，現階段應以搶救爲主，慎談發展。中國很多傳統文化都是傳統手工業性質，如果不按照原有的性質發展，而是作爲經濟資源去追求利潤最大化，用機器壓製、批量生產，使手工的性質發生改變，非遺就會變質。非遺保護與產業化開發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將保護與開發工作分開來做，真正做好生產性保護工作，雙贏也不難實現。

專家們表示，無論是政府、商界還是專家學者，都應該以適當的身份參與到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當中。這其中，政府的定位是統籌管理，學術界是科學指導，而商界則是在科學保護基礎之上進行適度參與。政府、學界、商界，任何一方的過度參與都會對非遺的自主傳承造成不必要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