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漢字對科學的影響

作者:張居里 

華夏文摘(cm9809c)刊登了樑景文的文章，標題爲《爲何科學沒有在中國出現：和歐洲的歷史對比》(以下簡稱“樑文”)。樑文中的“科學”實際上是指以抽象的理論思維爲特徵的現代科學，因爲中國的古代科學還是很發達的。樑文的結論是現代科學首先在歐洲出現與地理環境有關。無庸置疑，地理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人類各文明(包括科學、經濟、和社會形態等)的起源、發展、甚至消亡。但樑文又說漢字不至於阻礙科學進步。本人對此不敢苟同。以下討論漢字可能影響現代科學發展的兩個特點及有關問題。 

一。 中國思想的特點和語言中的抽象關係 

東西方思想的比較表明，中國的思想缺乏抽象概念。樑文中也提到了中國抽象科學落後的事實。所謂抽象，就是對某類事物本質的概括。例如: 幾何學中的點的概念是抽象的，其定義爲“只有位置，沒有大小”。而現實中的點都有大小。因此，幾何學中這個點不存在於現實中，只存在於人類的思維中。而且正因如此，它纔可以代表現實中所有的點。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國人比較熟習的抽象概念是馬克思關於商品價值定義，即: 生產商品所須要的勞動時間。列寧在描述這個定義的抽象性時說: 既使把商品打得粉碎，也看不出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但它卻代表着一切商品的本質。類似的概念在西方哲學和科學思想領域中相當普遍，而在相應的中國方面卻相對欠缺。 

中國思想中的某些概念表面上抽象，其實不然。如“道”這個概念。中國的道家自己都認爲“道“非常神祕，不可能有明確的定義，也不屬於知識範籌，而是人們必須透過氣功及性生活等才能體驗到的一種感覺。這顯然與抽象思維的過程風牛馬不相及。 一些學者試圖從語言學角度解釋中國思想缺乏抽象思維這一現象。一種解釋涉及到語言和思想的關係，與文字無關。美國心理學家布隆(A Bloom)七十年代在香港考察時，發現中國人不善於作反事實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由此作了一系列研究。例如，在他的問卷裏有下列問題: 

假如所有的圓圈都很大，如果這個小三角形不是一個圓圈，那麼這個三角形是不是很大？ 

同時受試的英法母語者很容易回答類似問題，而中國人卻感到困惑。布隆的結論是: 由於漢語的動詞中沒有虛擬語氣(Subjunctive Mood)，只能靠上下文表示反事實，因而不利於思想沿着純邏輯推理的方向發展，造成中國式的思維不夠抽象。 

另一種意見涉及到語言，文字，思想三者的關係，認爲由於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因此不能抽象地表現語言，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RKLogan)。本文的討論牽涉到文字，屬於後一種觀點，而且認爲布隆的結論也可以從漢字中得到解釋。首先，我們必須爲語言下一個簡單卻十分必要的定義，即:語言是人類從口腔裏發出各種聲音(Sound)表示不同的意思(Meaning)。那麼，語言的這兩個要素，音和義，之間的關係則是很明顯的:除極少數象聲詞(onomatopoeia)外，代表着某特定意思的聲音實際上也能夠代表其它任何意思。舉例說，在漢語中，我們用一個聲音，shan1(拼音後的數字表示聲調，下同)，表示“大土堆”，即“山”，的意思。但一結合(pairing)完全是偶然的，並不表明“Shan1”這個聲音特別適合於代表“大土堆”。它完全可以同樣有效地代表“水”、“火”、“木”、“鐵”、“酒”等任何其它意思。如果我們的祖先當時用“shan1”這個聲音代表“酒”，而不是“大土堆”的話，那我們今天就會把“喝酒”的意思說成“喝shan1”，而且完全自然。人類口腔裏發出的聲音不過是空氣的振動，是自然現象，本身並沒有意思，因此可以代表任何意思。語言學中把音和義這種關係稱爲偶連性(Arbitrariness)。所以，我們說語? 緣牧礁鮃素，音和義，之間實際上存在着“一對全部”的抽象關係，即某一聲音可代表任何意思；而這兩者之間“一對一”的具體關係，即“shan1”代表“山”，“shui3”代表“水”，等等，僅是表面現象而已。 

如果用數學中集合的概念解釋這種關係，我們則可以設想把某種語言(如漢語)中所有的詞，確切地說是意素(Morpheme)的聲音和意思分開，把聲音都歸在集合A中，而把意思都歸在集合B中。從表面上看，A中的某一因子(聲音)只與一個B中的因子(意思)相連。如shan1只與“大土堆”相連。但實質上，A中的這個因子可以與B中的任何因子相連。反之亦然。 

因此，作爲表現語言的文字的字形是不應直接表意的。否則，儘管它反映了音和義的表面關係，卻無法反映這兩者之間的抽象關係。而這正是漢字的特點。結構上，每個漢字的字形，整體或部份，都直接與意思相連。因此，使用漢字的人可以意識到存在於語言中音和義之間的具體關係，卻無法意識其抽象關係。而當我們用語言作爲工具去思索各種自然及社會現象時，也就阻礙了我們對這些現象之間的抽象關係的認識。具體地說，如果某人的思想無法進入以上集合A中的某因子能夠代表集合B中的任何因子的感知過程，也就無法進入幾何學中的某一點，即只有位置沒有大小的點，可以代表現實世界中的任何點的感知過程;或“生產商品所用的勞動時間”可以代表任何商品的價值的感知過程。換言之，他就只能感知客觀事物之間“一對一”的具體關係，卻感知不到這些事物之間所存在的“一對全部”的關係，即抽象關係。 

文字是語言的鏡子。人類是透過文字去認識語言中音和義之間的關係的，就像人們從鏡子中觀察自己的面孔一樣。而漢字和拼音文字所提供的則是不同的鏡子。漢字反映的只是具體關係，不是抽象關係。當我們用語言去思索客觀事物之間的.關係時，也只能意識到具體關係。 

這時應不難看出漢字與布隆現象的聯繫。使用漢字的人不善於作反事實假設，是由於他們僅能夠意識到事實的存在，如shan1代表“山”，卻意識不到反事實的存在，即shan1能夠代表“水”、“木”、“土”等任何事物。因此，我認爲布隆現象的根本原因不在語法，而在文字，或至少與文字有密切關係。 

華夏文摘(cm9811a)發表了謝寶瑜的“也談漢語，漢字與拼音”一文。謝主張在拼寫中加上表意成份以區別同音現象。如“裏”可拼爲“li3t”，最後一個字母“t”表示“土”。其結果，一個拼寫所代表的音和義則又具有了“一對一”的關係，而喪失了表現“一對全部”的抽象關係的能力。其他語言中也存在同音現象。下面是英語中的例子: 

  right，rite，write，wright 

以上同音詞的意思不是透過拼寫本身攜帶“意符”，而是透過它們之間的區別而得到體現的。所以它們仍代表着語言的抽象關係，只不過使一個聲音有了四種書面拼寫形式。這種方法要合理，自然得多。因此，用li，lee，lea，ley，liy代表裏，李，理，禮鯉等比“拼音加意符”的方法好，就是因爲各拼寫中沒有任何表意成份，代表的仍然是純音。當然，漢語的同音現象比其他語種嚴重，這是使用漢字所造成的。詳述見華夏文摘cm9810b拙文。拼音文字可使我們利用很多閒置的音節，大大緩解同音現象。可以說，採用拼音文字的過程就是我們豐富，恢復，並發展語言本身及思想的過程。它將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極其關鍵而輝煌的一頁。 

二。“讀”、“寫”之外 

樑文說，中文方塊字雖不易讀寫，但仍可構成發展科學的前提。那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科學對文字的要求僅僅是讀和寫嗎？人類發明了字母表(Alphabet)，纔有可能把詞彙以最簡單明確的方式排列起來。中國使用漢語拼音後，漢字的排列方便多了。國內出版的很多字典，如新華字典，都用漢語拼音標音，並按羅馬字母表順序排列。如果我想在新華字典中找到一個漢字，隨便翻到某一頁，看到某一拼音，便可立刻知道：爲了找到所須的漢字，應該向前翻還是向後翻。這就是字母表的作用。洛根(R．K．Logan)說，學習拼音文字不僅可使人們學會讀寫，而且能用字母表將詞彙排列起來，而意識到世界上的事物可以有一定的次序。 

漢字沒有字母表。傳統漢字字典的編排與發音完全無關。如果某人要在這種字典中找到一個漢字，隨便翻開字典後，無論察其音還是觀其意，均無法判別應該向前還是向後翻。從資訊排列角度講，此時漢字實際上已不是語言的書面符號，而是無聲的圖形，部首檢字法是將一個圖形分爲兩部份，先數部首的筆劃，再數其餘部份的筆劃。因此，漢字極不便於資訊的排列，從字典到大規模的資訊庫(Database)，如電話簿，圖書目錄等，都包括在內。這是因爲資訊排列的實質是排列語言，而不是排列無聲的圖形。 

香港和臺灣的科技成就都是現成的進口貨，並不是它們自身理論思維的結果。在漢字排列上，那裏的字典遠不如新華字典方便。香港的漢語系統中沒有類似漢語拼音的工具。英語是行政，司法，科技，商業等領域的正式語言。臺灣使用的注音符號也不起字母表的作用，而是僅爲漢字注音。這兩個地區的中文字典使用的都是傳統的排列方法。在須要系統排資訊的領域，如科技等，則直接使用英語。 

語言和文化有極親密的關係。當人們使用別人的語言時，他們實際上是擱置了自己的文化，而去參與別人的文化活動。而且由於他們不是那種語言的母語者，很難進入文化的創造過程，只能亦步亦趨地效仿。在此，我們應對“儲存文化”的說法有所鑑別。“儲存”的真正意義在於使用，不方便時就應改造。如果“儲存”不過是“鳥槍換炮”，那實際上是把被“儲存”的東西(這裏是文化)送進了棺材。直接使用另一種語言和文字可解決燃眉之急，但要使現代科技成爲本土文化的一部份並得到發展，那就必須使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從事思維，交流，整理和排列。 

日文使用漢字和假名(字母表)。儘管漢字在日語中的發音很複雜，即一字多音，但在資訊排列中，漢字則嚴格按其發音的假名順序排列，上述按純圖形排列漢字的現象在日文中資訊排列中是不存在的。漢字給排列造成一定困難，但又透過假名得到克服。日語中存在大量外來語，來自拼音文字的詞彙均有平假名音譯形式，可不用漢字，排列更加直觀。因此，日本可以透過字母表將西方文化溶入自身的文化體系。 

三。漢字的另一面 

中國文明是諸古代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但這一文明又與近代西方文明有很大不同。中國社會自秦漢以來，一直處於發展緩慢的狀態。而西方文明一旦起步則迅猛發展。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Fairbank)說，西方社會的進步是相對的直線，而中國社會彷彿總在繞圈子，本質上是一次又一次的重複。這就使人有機會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其它古代文明不繞圈子，不重複，不延續下來呢？ 

無疑，各文明所處的地理環境在此起了一定作用。但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視。長期以來，人們認爲中國文明的延續與漢字有關，因爲它使各方言羣體有文化上的認同感。漢字把廣袤土地上人們凝聚在一起。我們還須注意到，與字母相比，學習漢字需透過大量的重複纔可掌握。從童年就接受漢字教育的人都有類似的經歷：在課堂上和課堂外，我們一遍遍地寫着漢字，不但要寫得正確，還要寫得熟練，美觀。有些字的結構很複雜，但無論簡單或複雜，每個漢字的筆劃都有一定的順序。書寫者不得違背這個順序。漢字不是線性的，而是平面的(Two-dimensional)，書寫人必須研究如何調整每個字中各筆劃的長短，粗細和走向，及其相互關係，才能達到整體上的和諧。即使在掌握了漢字之後，這一過程仍然存在。因此，漢字有獨一無二的書法藝術。 

歷史的研究表明，中國社會特別注重、而且善於協調關係。連皇帝本人的權力也在常制衡之列(Garraty & Gay)。人們總在不斷地調整家庭各成員，社區各家庭，各氏族，乃至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關係，以取得社會的相對穩定。統制者內部的各派系也處於不斷調整中，包括宮內與宮外，武將與文臣，嫡系與旁系，京官與外放等等。中國人自己感覺不到，以爲其它古代文明中的人們也和我們一樣善於忍耐反覆並注重協調與制衡，其實這是中國人的心理特產。它是與學習使用漢字密切相關的。 

西方思想方式的分析性強於東方。中國人作學問強調“博聞強記”，“過目成誦”。這顯然與學習漢字需要大量記憶，及上節提到的漢字資訊不易排列有關。但當中國人進入某種字母文化(如移居海外)後，他們就可以既克服本文第二，三節所討論的漢字的不足，同時發揮善於記憶，觀察周密的長處。很多學生到國外後能順利轉入與國內所學專業完全無關的學科，另一些人則能以第一代移民的身分在科技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是與他們中國文化的背景，更具體地說是漢字心理，密切相關的。但我們必須看到，這些人的第一文化實際上已經是字母文化，漢字僅是第二文化。他們的成功當然顯示了漢字的長處，但同時也暴露了它的缺陷。 

四。討論 

本文所要論證的是，在思想及科學的進程中，文字不是僅處於被動地位，而是主動地促進或阻礙前者的發展。使用什麼樣的文字，即表意文字還是表音文字，影響着人們對語言的認識;而對語言的認識又影響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漢字不便於資訊排列。這兩個特點對科學的發展是有影響的。但另一方面，漢字又幫助了中國文明的延續。中國古代科學已達到很複雜的境界，卻沒有進入抽象的現代科學階段(Needham)。這是與漢字系統很複雜，但又沒有體現語言中的抽象關係相呼應的。 

語言符號(Linguistic Sign)的兩個要素，音和義之間，存在着抽象關係。所有的語言都是如此。漢語也不例外。而且，所有文字的發展都是從具體逐步走向抽象，始於象形，經過表意，再發展爲表音。中國文字也不應該例外。我們不妨把漢字心理學及中文拼音化這些課題視爲“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繼續和深入，因爲白話文所涉及的正是語言，文字和思想三者的關係。胡適，陳獨秀明確指出:文言文束縛思想。正確地用文字(即白話文)表達語言，可使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可見，白話文所倡導的是一個認知革命(CognitiveRevolution)。拼音文字更深地涉及到了這三者的關係：正確地用文字表示語言中的抽象關係，可以促進抽象思維方式的發展。在此，回顧發生在美國漢學家範德克(John De Francis)與白話文的旗手胡適先生之間的一輪辯論是有益的。胡適認爲，中國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轉變相當於西方的“文藝復興”。範德克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爲：只有從漢字到某種拼音文字的過渡才能與“文藝復興”媲美。範氏可能是對的，我們的認知革命還沒有最後完成。 

從各國的經驗看，語言規劃的前導是政治勢力。“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出現過多種政治實體(蟄居海外的也算)。中國共產黨在曾這方面身體力行地付出過長期而認真的努力。它曾明確地提出，中華民族不但要發展新政治和新經濟，而要發展新文化。語言規劃，包括漢語拼音，就是其新文化綱領的一個部份。 

一九四九年後，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臺灣成了孤旋海外的政治經濟實體。便利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的特點爲其創造了迅速溶入國際社會的可能性。對外溝通的需要使英語成爲貿易、科技等方面的重要語言。這實質上是用一種外國語及其拼音文字克服漢字的不足。香港也屬於這種情況。而中國政府首先要考慮的是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之間的交流，並使中文儘量爲科技，教育事業提供方便，自然應把促進中文現代化作爲重點。這個總方針是符合國情的。 

中國目前仍然是農業人口衆多的國家。要使他們直接用外語從事各種活動，在教育面需投入大量的人力(教師)和物力資源。中國完全沒有這種能力。而且語言連着文化，港臺及中國沿海城市接觸海外文化方便，對學習外語有利，而中國廣大的農村人口卻沒有這種條件。港臺的文字政策(無論正式宣佈與否，模式是存在的)不適於中國。中國海外學人在各種場合多次討論拼音文字，是着眼於中國的客觀實際，探索適合國情的文字政策和有關技術問題，海外學人刊物應爲這類討論提供便利。 

當然，拼音文字尚未在中國出現，這也並不是某個政黨的責任。另一位美國漢學家(WBoltz)的研究表明，某種新文字的出現不是漸進，而是突變。比如說，在長期摸索之後，我們祖先中的某男士或女士有一天突然意識到:人們用於代表“羊”那個圖形，也可以代表口腔裏發出一個聲音。只有在此之後，文字才進入了逐步完善的過程。任何個人或政黨都無法左右這種突然意識的發生。難能可貴的是，他們曾努力求索。不過，中共近年已完全停止了這方面的努力。 

最後，我願冒險作一個預測:未來能夠得到廣大中國人民擁護的政黨，除政治，經濟綱領之外，還須有一個進步而鮮明的文化綱領。而發展適合於漢語的拼音文字，應是這一文化綱領的重要組成部份。 

作者姓名:張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