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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散文山居筆記介紹

餘秋雨1.99W

《山居筆記》是餘秋雨的第二部散文集,和小編一起來看看下文關於山居筆記,歡迎借鑑!

餘秋雨散文山居筆記介紹

寫作始於一九九二年,成於一九九四年,1995年8月在臺灣出版,於1998年9月交由文匯出版社出版了大陸版的《山居筆記》。主要描寫了餘秋雨以直接感悟的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

《山居筆記》是餘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間創作成的,共11篇文章。寫作期間,作者辭去了學院的職務,不再上班;同時將寫作與考察聯在一起,很多寫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總體計劃上,這本《山居筆記》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書中,他揹負着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蹟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蹟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作者將這些問題歸爲: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甦;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羣體人格的禍害;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隨後,餘秋雨便創作了這本《山居筆記》。

《山居筆記》並沒有比《文化苦旅》有所進步,它的核心概念在前一本書中已經全部出現了:對文明盛衰的感慨,對尊崇文化的呼籲,對健全人格的嚮往。它的寫作模式也沒有什麼變化:先由一件什麼事起頭,在巧合和偶遇中,發現了一根什麼線索,然後“目光遙遙地投向歷史的深處”,一篇文化散文誕生了。

《山居筆記》發揚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單一前提下的文化決定論。這是餘秋雨的一貫思路。在《文化苦旅》中,藉助山水的記敘,還不那麼顯眼,到了《山居筆記》,這層依傍沒有了,這點便愈發見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隨便拈出幾個歷史人物,就敢斷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從此便洋洋灑灑議論開去。要在幾千年的海南歷史中找出驍勇善戰、剽悍迅捷的例證,決非難事。所以還可以比餘秋雨更全面地說海南島是“兩性文明”。《遙遠的絕響》,劈頭一句話就判定了魏晉名士多被殺是因爲他們有能力輔佐各個“統治集團”;“文人成批被殺”;這個問題不解決,後面的文字就成了爲議論而議論,爲抒情而抒情。然而不管,徑自寫開去。試參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才能知道什麼叫做史家眼光。

再來看作者頗爲自得的《十萬進士》,如果科舉史實敘述還大致不差的話,最後的一句問話充分顯現了餘秋雨的思維方式:“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麼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裏邊?”在餘秋雨眼裏,科舉制度就成了中國文明的代表,考舉者也就囊括了華夏人才。經過餘秋雨一解剖,才發現,原來中國文明史就是如此簡單,簡單到一篇散文就可以總結出一個文化命題!

要批評的,不是餘秋雨史料的錯誤,不是《山居筆記》煽情的寫法,甚至不是餘秋雨喜歡標舉的文化高調,而是它們背後的思考進路。史料到了餘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隨意拿捏的泥團;抒情議論對於文化散文,通通是硃紅青紫的顏料,一篇文字旁徵博引,花團錦簇,還有“文化”的光環,可是作者的結論靠這些東西是推不出的。一次兩次不覺得,讀多了就能感覺到。

這裏我要引用一位父執信中的話:“他(餘秋雨)寫到的別的地方,如道士塔,沒有去過,不好評說。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覺得他有點‘灑狗血’……”“灑狗血”是京劇術語,意指造作、不真實的作派。《霸王別姬》里程蝶衣罵從花滿樓赤腳逃出來的段小樓的相好,就是:“那就別在這兒灑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裏稱揚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說李白的“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就有點灑狗血。

頗疑心餘秋雨的走紅,是因爲他的文化姿態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誰不說俺家鄉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時常稱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悅;《鄉關何處》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給了讀者一個可以輕易感知、簡單把握的“文化”。本世紀談中國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貶的怪圈,但餘秋雨不。餘秋雨頌揚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態頌揚;餘秋雨批評傳統,是以繼承者的身份批評。所以餘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麼的容易爲國人接受,在海外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