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對徐志摩詩歌創作的影響

導語：徐志摩的詩情浪漫、飄逸，是其日常情感積累的反映，也潛藏着他童年的生活經驗;江南的地域文化對於徐志摩的詩歌創作有着深刻的影響。徐志摩詩歌中的常用詞彙、水性情懷、浪漫詩魂等都顯示了他與浙西故土的不解情緣。

地域文化是一個地區民情、民風的積澱，對作家的精神品格、個性氣質會產生潛在影響，從而促進作品意象的傳達和作家風格的形成。徐志摩的詩歌便具有地域文化的審美色彩。

在徐志摩研究領域，目前多側重於其詩歌創作和康橋經歷的關聯，一般認爲拜倫、哈代和惠特曼的詩歌影響使得他的詩歌充滿着歐洲特徵。那麼，在英美詩歌的強烈影響背後，生養他的浙西文化對他又有着怎樣的影響?他的詩歌以及爲人又是怎樣詮釋江南文化的呢?

　一、常用詞彙與故土情懷

吳其昌在《志摩在家鄉》一文中特別提及徐志摩與鄉里人的講話，說有一次他妻子在鄉間碰到徐志摩，志摩開口問的是：“上墳呢啥?那(你們)還弗曾上好(完)?我拉(我們)早上好哩(了)”。[1]這簡單的問候，飽含着鄉土氣息，聽起來很俏皮，卻顯示出他醇厚深切的故土情懷。

在徐志摩散文中，可以發現不少方言詞。《巴黎的鱗爪——徐志摩回憶錄》裏有諸多海寧方言詞的自如運用，如《孩提時頂怕的兩件事兒》裏的“頂怕”、“剃頭”、“捉牢”、 “適意些”，其他散文裏則有“辰光”、“品林嘭朗”、“坐定”等詞。[2]這些方言詞固然簡單，但哪一個不出自一片故土牽掛呢?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徐志摩還時常運用鄉土話語在詩歌創作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一條金色的光痕》，詩中硤石土白比比皆是，如“格位”、“特爲”、“伊拉”，又如“是歐”和“鄉下來歐”的“歐”字，其他如“眼睛赤花”的“赤”字，“我拉埭上”的“埭”字，還有“老阿太”、“事體”等名詞的使用，[3]整首詩幾乎都由方言詞構成，腔調、語序也頗有海寧人日常講話的樣子。這首詩歌或許可以用普通話來表達，但他偏偏用了硤石土白，在對家鄉的深情外，也可見對窮苦人的深刻同情。

語言是行爲和思維的符號或者說媒介，它作爲符號大大超越了思維以及行爲本身的心理內涵。吳語具有江南的柔美性，浙西方言甜美柔軟，更體現出浙西的文化韻味以及其獨有風情。濃厚的故土氣息是徐志摩詩歌風味的一個層面。語言作爲一種載體，它熔鑄着、承載着徐志摩濃郁的鄉土情懷。徐志摩對方言詞的使用透露出江南文化對他的重要影響，這種地域性已經瀰漫到了他的靈魂深處。

只有一種語言和文化長期埋藏在一個人的心中，久而發酵，變得醇厚。徐志摩將海寧方言運用到詩歌中，顯示了他內心對於海寧文化的眷戀，反之則是海寧文化對他的影響。

二、浪漫主義詩魂與故土情懷

大多數人認爲是英國康橋的生活開啓了徐志摩的詩人生涯，說他的詩歌創作和康橋的濃厚氛圍有關，這還只是從內容角度的審察。

不可否認，康橋是徐志摩詩歌創作重要的轉折點，但也應重視他出生和生長的環境，因爲“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環繞着他，人類環繞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傾向掩蓋了他的原始的傾向，並且物質環境或社會環境在影響事物的本質時，起了干擾或凝固的作用。”

(一)自然的誘惑。

徐志摩出生成長在浙江海寧的小橋流水人家中。儘管在他一生中，多種文化衝突和碰撞都留下了印記，但故土文化是深深烙在他血脈裏的。徐志摩的靈魂深處總是萌發着“性靈”的生機。

徐志摩大約有15年時間是在硤石小鎮上生活的，在他走出去的年月中，也常常回到這裏，在“三不朽”寺裏創作了不少詩歌。《東山小曲》中流露了對家鄉東山秀麗景色的深情，抒發了天真、純樸、浪漫的性靈。《雨後虹》中袒露了他的心聲，即在自然界中得到感官的滿足最可貴。

榮格認爲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可以說，家鄉的田野、雲彩、晚霞、花鳥等，這些典型的情景，給徐志摩的不僅是靈感，還有擁抱這純美的大千世界的胸襟。他詩歌中那些特定的意象以及衍生意象，都隱含着“水”、“飛”的原型。

《浙江潮》載匪石一文稱：“東西浙之各自殊尚而已……浙西以文，浙東以武，浙西之人多活潑，浙東主人多厚重”[5]，因此“吳文化”圈的浙西文人身上都彌留着浙西的“水性”特徵，他們溫婉、柔軟而飄逸，在他們的作品中盡是浪漫主義流動的氣息。徐志摩出於海寧這片山水富饒的土地，其作品蘊涵着江南的柔情，水性的溫純和生命的靈動性，堪稱“水性”作家的典型代表。

(二)赤子之心。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詩人也要有一顆“赤子之心”，要性情真，就像李後主一樣持有孩子般的“天真與崇高的單純”。[6]郁達夫在《懷念四十歲的志摩》中說：“志摩真是一個淘氣，討愛，能使你永久不會忘懷的頑皮孩子……他所給我的卻是一個永遠不會老去的新鮮活潑的孩兒的形象。”[7]這種淘氣的性格，是單純的。這種單純，就像是王國維所述的“赤子之心”，使他的詩歌意象和風格帶着兒童般的天真。

這首先來自家庭的賦予，“良好的家境與順利的生活使徐志摩樂觀向上，自由任性，充滿浪漫情懷，很自然地接受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個人主義思想，追求個性發展，這些思想因素構成了志摩思想的內核。”[8]而祖母和母親倍加關懷，必然影響着徐志摩的詩歌情感方向，具有女性的柔美和嫵媚。傳統的私塾教育，則將中國古典文化和江南的水文化印刻在了他內心上。

三、水性情懷的流淌

徐志摩的詩歌意象可概括爲三類：一是飛昇的意象，是他對愛、自由、美的追求。二是水的意象，體現了女性情懷，體現了柔美的絲動;三是花的意象，是美感的上升。

《再別康橋》中的“金柳”“波光”“長篙”等系列意象，有着鮮明的江南風情。在《西湖記》中，志摩寫船的時候，就用了“波光”、“月光”、“長竿”等詞來形容想象的景物。他從1910年開始在杭州學習，幾乎每個星期都去西湖遊玩，對西湖的美瞭然於心。但他不愛什麼九曲，也不愛什麼三潭，他愛的是在月光下看雷峯靜極了的影子，他說“我見那個，便不要性命。”[10]在《西湖記》中，徐志摩對於西湖的清秀絕美表達得淋漓盡致，情感因爲西湖的蘆荻而得到了滿足。《西伯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蘆色作歌》也是對於西湖蘆田的歡喜表達。這裏的西湖，是徐志摩少年時代的景和情，也是徐志摩成年之後一直尋找着的寄託。在康橋時，徐志摩的詩歌裏是有着康橋的景和情，但對故鄉的念想內化在康橋的情景中，才達到了共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