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文集讀後感

　　汪曾祺是個銜接現、當代的作家,在創作中他立足於知識分子民間立場,爲我們再現了一個真實的民間,在當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又翻出汪曾祺的集子來讀，汪老的文章真是好，和平純正，語淡味厚，這當然得益於他取法乎上，但想來更多是師於心的緣故。我讀文章詩詞，小時候看字詞文藻，漸漸看通篇的筆法，到現在則頗留意文章的氣脈，與其說是看文章，不如說是看人。

古今的文人，可欽嘆的人格大抵只有兩種：一是至硬，二是至柔。李白徒有傲氣，卻少一份傲骨，所以總是飛揚着，是“浪漫主義”罷了。文人絕世獨立的風骨狷骨，大抵爲陳公“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的詩句道盡。另一種至柔的人格，想想還是要首推老杜，是一種“願替衆生病”的善良心、慈悲心，杜能被稱作“詩聖”，於此可見一斑。至硬與至柔，可以算得上偉大。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又有許多不偉大卻可親可愛的人格。

汪曾祺其人，溫厚而淡泊。這一種溫厚淡泊，很是合乎君子德行。名教種種繩墨，初衷也只是推崇君子之道。可見天性溫厚淡泊的人，尤其難能可貴。

文章憎命達，對於人世的坎坷，李白式的狂傲，蘇軾式的疏放，以及老杜式的敦厚算是中國文人最典型的三種姿態。李白任性如赤子，他的飛揚跋扈，仙風道骨，如同借酒消愁一般，不是超脫，更像是一種逃避，一個抵禦世事無奈的盔甲，而酒醒後的滋味，大抵便是“欲渡黃河冰塞川”了。讀李白的詩，因其至坦至誠，所以能讀出許多的矛盾，讓人倍感親切——他寫“我輩豈是蓬蒿人”，又寫“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這雖然是因爲他自恃懷才不遇，“我亦能高永，斯人不可聞”，但多少總還是能讓人品出一絲吃不到葡萄的酸意。說到底，李白只是一個不通世故，卻又固執於自己的才華，夢想着摶雲直上，卻又不出意外地到處碰壁的人。他的狂傲來自他的固執，他的抱負，這樣的人，是註定要在人世間跌得鼻青臉腫的。

汪曾棋的爲人處事正與李白相反，他的隨遇而安，似乎可擬於蘇軾的放達，“人間有味是清歡”，但二者究竟有別。蘇的曠達，因其胸次豁然，光風霽月，“王城根處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到底還是儒家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汪的隨遇而安，則是天性敦厚使然，這一點更近於老杜。但老杜的天性敦厚，被後天引導至“餐必思君”上，心有所執，情有所繫，筆下故見得沉鬱。汪沒有強烈的執著心，即便置於高位，也不可能成賢成聖，所以更近於道，頗能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一種安然的姿態，來抵禦人間陵谷，冰)周旋——當然，汪的一生並無大起大落，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幸運，對於所謂的'““人間陵谷”，他更多的只是一個旁觀者。因此，汪的隨遇而安，是否僅僅因爲所罹還不夠痛切，我們不得而知。

汪的安然淡泊，一個朋友說，最像王維。理由是：“他們都有文人骨子裏的雅，雅得不能再雅，反而歸於平淡。”——王維晚年徹底皈依佛教，但他的平淡卻不是枯寂，內裏仍然清潤，而汪曾祺的平淡，骨子裏也帶着文人風雅。我並不完全同意這個類比。王維晚年受禪宗影響，詩文的清潤，是一種類似“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境界，因此王維的平淡，也是“問餘何適，廓爾忘言”。汪曾祺則不同，汪的平淡帶着人間煙火，也許在這一點上，要更像陶淵明一些。但可惜的是，相比於王維與汪曾祺，陶淵明的骨子裏又少了一份文人風雅，多了一份憤世嫉俗。

汪老的形象，本是十分鮮明和典型的，然而思前想後，卻終於還是想不出一個與他契合的文人。

汪老的溫厚淡泊，形之於文，便是一種和平純正的風味。止庵(本名王進文)提出有一路“才子文章”，從林語堂，梁實秋，錢鍾書，胡蘭成直到董橋，皆屬此列。按照止庵的原意，所謂才子文章的特點頗有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思，但才子們本人絕非性癖，反倒聰明絕頂，七竅玲瓏。然而在我看來，這一路文章最大的特點在於才子們的自矜於才氣，讀他們的文章，可以想見其倚馬千言、恣意褒貶的風流得意。林語堂留洋十餘年，最具學者風範，悠然適意，自不是三家村中人，梁實秋隱居雅舍，落落難合，有一種睥睨人世的清高氣，錢鍾書則可算是林樑錢胡四人中最聰明的一個，一至於以揶揄取笑爲能事。至於胡蘭成骨子裏的風流輕浮，好像天地間萬事萬物都是自家玩物——如果這一路“才子文章”真能成其爲一種風格，那麼也應該有一路“反才子文章”或“非才子文章”，汪曾祺的風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劃入此類。汪的文章從無冷嘲熱諷，甚至也沒有皮裏春秋，而純是一片熱腸——他寫故園草木，便直是花鳥蟲魚，他寫昆明，便直是風物人事，他寫自己，便直是隨遇而安。但正如講笑話者最要嚴肅，越嚴肅笑話才越可笑。所以越是花鳥蟲魚，風物人事，才越是滄桑，越讓人唏噓，而他的安之若素，也因此比天風海雨還來得驚心動魄。汪曾祺的沒有才子氣，使人讀他的文章，要向無聲處聽取驚雷，而汪曾祺筆下的煙火氣，又偏還透着文人風雅。這是汪曾祺文章的好處，也是汪曾祺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