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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野草》英文譯本序

魯迅1.77W

引導語:魯迅先生的《野草》開創了現代文學中象徵主義道路,啓示人們要把個人的詩情與整個時代的鬥爭緊密聯繫起來,下文是小編收集的《野草》的相關內容,歡迎大家閱讀與學習。

魯迅《野草》英文譯本序

馮Y·S·先生由他的友人給我看《野草》的英文譯本,並且要我說幾句話。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說幾句。但我希望,譯者將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陸續發表於期刊《語絲》上的。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因爲那時難於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

現在舉幾個例罷。因爲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作《我的失戀》,因爲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作《復仇》第一篇,又因爲驚異於青年之消沉,作《希望》。《這樣的戰士》,是有感於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臘葉》,是爲愛我者的想要儲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槍擊徒手民衆後,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時我已避居別處;奉天派和直隸派軍閥戰爭的時候,作《一覺》,此後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馳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當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於是作《失掉的好地獄》。

後來,我不再作這樣的東西了。日在變化的時代,已不許這樣的文章,甚而至於這樣的感想存在。我想,這也許倒是好的罷。爲譯本而作的序言,也應該在這裏結束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

魯迅《野草》創作背景

文化背景

《野草》是一部充滿着象徵主義的散文詩集,象徵主義作爲一個自覺的文藝流派運動是從19世紀80年代法國作家讓·莫瑞阿斯在《費加羅報》發表《象徵主義宣言》時開始發展起來的,到20世紀20年代形成一個具有較大影響的世界範圍的現代派文藝運動。散文詩在新詩革命初期就開始有人創作,1918年到1923年,初期白話詩人劉半農,在創作新詩的同時,寫了《曉》《餓》《雨》《靜》《墨蘭的海洋深處》等散文詩篇;新詩奠基者郭沫若於1920年12月20日,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用“我的散文詩”爲總題,發表了《冬》《她與他》《女屍》《大地的號》四首短小的散文詩作品;在此前後,從1918年到1924年,《新青年》《晨報副刊》《小說月報》《文學旬刊》《文學週報》《學燈》《覺悟》《語絲》等刊物上,陸續發表了劉半農、沈穎、周作人、兩諦(鄭振鐸)、沈性仁、張定璜、蘇兆龍等人翻澤的屠格涅夫、波德萊爾的散文詩,有的刊物還專門發表了介紹和討論散文詩的文章。作者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陸續發表了23篇散文詩,編成《野草》。

時代背景

20世紀初期,中國政治時局動盪不安,軍閥混戰,段祺瑞政府把持了北京的政權後,中國陷入了五四運動之後最黑暗的時期。軍閥政府“既摧殘全國學生工人爭取自由運動,慘殺無辜。又主使川湘桂粵東南東北數次戰爭,擾害閭閻。”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了逆轉和挫折,《新青年》團體散掉後,魯迅有種在沙漠中孤軍奮戰的感覺。他把自己描寫成在舊戰場上徘徊的餘零兵卒,找不到目標和意義。而與周作人的失和以至決裂,使魯迅極力維持的完整的家的概念不復存在,魯迅精神家園最後的整合的依託四分五裂,再者,女師大事件也給魯迅情緒帶來很大的影響,作者魯迅爲了記述這一過程,創作了一系列反映軍閥混戰及內心苦悶的散文詩。

創作過程

這部詩集所收的23篇散文詩,作於1924年至1926年北洋軍閥統治下的

北京。作者魯迅在1932年回憶說:“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1926年4月10日寫完《一覺》後不久,作者魯迅離開北京,南下廈門,當魯迅從廈門赴廣州時,途中有一封致北新書局李小峯的信,其中提到:“至於《野草》,此後做不做很難說,大約是不見得再做了……但要付印,也還須細看一遍,改正錯字,頗費一點工夫。因此一時也不能寄上。”(《華蓋集續編.海上通信》)到達廣州以後,魯迅忙於種種,整理《野草》舊稿之事暫時擱置,直到“四·一五”政變之後,魯迅脫離了中山大學,感到“現在無話可說”,而又不便馬上離開廣州,於是着手整理舊稿,首先從事的就是《野草》,於1927年4月26日寫出《題辭》,28日將全稿寄北京李小峯,當年七月,《野草》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題辭》載於《野草》單行本卷首,《題辭》在詩集最初六次印刷時都曾印入;1931年5月上海北新書局印第七版時被國*黨書報檢查機關抽去,1941年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魯迅三十年集》時才重新收入;詩集中的《英文譯本序》,是應英文字《野草》的譯者馮餘聲之請而寫的,據《魯迅日記》1932年11月2日載:“得馮餘聲信,即覆。”11月6日:“與馮餘聲信,並英文譯本《野草》小序一篇,往日照像兩枚。”英譯本原擬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但稍後毀於1932年“一·二八”上海的戰火,未能印行,在1941年時才收入。

魯迅《野草》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野草》主題思想主要分爲兩大類:一類是着重表現作者一貫的戰鬥精神的;一類是着重表現作者特定時期的內心矛盾的。就每一首散文詩具體而言,絕大多數都同時交織着這兩種情緒,只是有主要和次要之分。

⑴反映戰鬥情緒的散文詩,主要分爲三個積極的主題:一是歌頌頑強勇敢的戰鬥精神,作者透過不同性格的反抗、戰鬥者形象的描寫和塑造,表現了對軍閥混戰時期社會的反抗鬥爭精神。如《秋夜》透過對小粉紅花、棗樹和小青蟲形象的描寫,熱情歌頌了反抗黑暗、堅持鬥爭,追求光明的反抗戰鬥精神,特別是突出歌頌了棗樹不畏強敵、不受益惑、頑強勇敢的戰鬥精神。同廣闊無邊、冷酷兇殘的夜空相比,棗樹雖然顯得勢單力薄、孤獨無助,而且身負內傷和外傷,但是它毫無懼色,始終“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着許多蠱惑的眼睛’’。在棗樹的攻擊下,強大的夜空終於敗北。《這樣的戰士》描寫了一位目光敏銳、經驗豐富、頑強堅決、永不休戰的戰士。這位戰士能及時識破敵人的各種僞裝和詭計,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決向敵人“舉起了投槍",不打倒敵人決不罷休。其頑強堅決正與棗樹的性格相同。在《死火》中塑造了在冰冷的世界裏寧願燃燒焚盡,也不願坐以待斃的“死火"形象,表現了在鬥爭中求出路的精神。《臘葉》中的“楓葉”同“死火”具有同樣的品格和精神,它樂意在寒霜中同深秋對立,而不願被人封存保護,以免失去自己的固有本色。《頹敗線的顫動》中的“垂老的女人”一生受盡了痛苦和屈辱,但她並不屈服,她挺起胸膛,昂起頭,站起來奮然反抗這一無比黑暗、是非顛倒的罪惡世界。《一覺》中的知識青年,在殘酷的現實鬥爭中,“靈魂被風沙打擊得粗暴”了,他們覺醒了,用實際行動同軍閥鬥爭,得到了作者的高度讚揚,宣言“我願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作者所描寫讚揚的正是他自己一貫提倡的性格和精神,也正是他自己的精神面貌在作品中的反映。它說明作者即使處於極端矛盾和痛苦之中,仍以反抗、戰鬥爲己任。

二是揭露軍閥的本質與罪行,作者着重揭露和批判了軍閥勢力的代表人物及其幫兇。這是作者透過散文詩的形式同軍閥勢力進行直接的鬥爭。《失掉的好地獄》描寫了以暴君和劊子手面目出現的地獄統治者“人類",這實際是現實最高軍閥統治者的化身。這一統治者新上臺比以往的統治者更加兇惡殘忍,他得勢後便立即“添薪加火,磨礪刀山,使地獄全體改觀”。這深刻地說明,統治階級的政權更迭是換湯不換藥的,人民羣衆只會落得更加悲慘的命運,因此對任何統治統治者都不能寄予絲毫的幻想。但是作者也同時說明那些軍閥統治者是既兇殘又虛弱的。《淡淡的血痕中》揭露了作爲統治者象徵的“造物主”的這種屬性:“他暗暗地使天變地異,卻不敢毀滅一個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卻不敢長存一切屍體,暗暗地使人類流血,卻不敢使血色永遠鮮裱;暗暗地使人類受苦,卻不敢使人類永遠記得。”這就是“造物主”兇殘和怯弱的本性,他要鎮壓和屠殺人民,但他沒有能力鎮壓屠殺所有的人民,他只能靠“人類中的怯弱者”的存在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如果人類中沒有了“怯弱者”,那麼統治者也就失去了統治的條件。因此,作者高興地看到“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並預言這將會使天地“變色”。此外,作者還在《狗的駁詰》中暴露了勢利貪婪的“人”,在《死後》中暴露了黑暗、冷酷、悲慘、冷漠、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這些散文詩反映了作者對軍閥統治者及其幫兇的無比痛恨。

三是批判羣衆的麻木精神和腐朽意識。作者首先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批判了廣大羣衆的麻木和不覺悟狀態。如《復仇》中廣漠上出現了一對“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的男女,他們或“將要擁抱”,或“將要殺戮”。於是人們便“從四面奔來,而且拼命地伸長脖子,要賞鑑這擁抱或殺戮”。在《復仇(其二)》中揭露和批判的是落後羣衆的助虐行爲。其次,對小資產階級和小市民的某些惡劣風氣和腐朽意識,也進行了無情的諷刺和有力的批判。《我的失戀》是爲“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而作的,直接批判了文壇上的無聊風氣。《求乞者》批判了在舊社會惡劣風氣的影響下,某些少年的虛僞做作,逢人磕頭乞討的醜惡行爲:《立論》批判了虛僞圓滑、不分是非的處世哲學;《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批判了只會訴苦而不敢反抗,甚至反對反抗的奴隸主義和奴才思想。這類批判基本上也是針對落後羣衆的,批判的目的是爲了推動他們覺醒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