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20世紀90年代長篇小說創作的文化意蘊

無論是從創作數量還是作品影響上來講，賈平凹都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作家之一。

作爲一個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識分子，他的文學創作充分體現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融合和衝突。一方面，他小說的文化精神，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從老莊、蘇軾到魯迅、沈從文等古今思想家、文學家身上，汲取着文化思想和文學藝術的養料;另一方面，他又深受西方現代文化的洗禮，從現代作家如馬爾克斯、川端康成等身上汲取着思想與藝術的營養。20世紀90年代後，面對社會“文化失範”的局面，賈平凹的文學創作着眼於當下人生存狀態的展示和精神家園的重建，思考着具有民族意義的文化建構命題，尋求民族靈魂救贖的途徑。

從1993年創作出頗具影響的《廢都》開始，賈平凹先後出版了《白夜》(1995)、《土門》(1996)、《高老莊》(1998)等一系列長篇小說。四部小說中，《廢都》和《白夜》屬於都市敘事，《土門》和《高老莊》則是鄉村敘事。如果說作爲都市敘事的《廢都》、《白夜》重在言說民族文化心理(民族靈魂)迷失的焦慮與困惑，並試圖予以拯救，那麼《土門》、《高老莊》則是重在思考和尋求精神家園的重新建構。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開始轉型，城市化進程加快，知識分子也面臨着急劇轉型。但隨着文化理想的破滅和社會經濟的升溫，知識分子當中普遍充滿着彷徨感、虛無感的情緒，不知該往何處去。這時，他們就特別容易陷入一種迷茫、徘徊的情境。《廢都》以西安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氛圍爲原型，以“著名作家”莊之蝶的命運爲主線，寫出了他在早已成爲歷史陳跡的“廢都”中，由一位“文化精英”墮落成一個“文化閒人”的生活歷程。當昔日的社會理想與文化雄心不復存在時，他便陷入難以自拔的沉淪和委靡。他企望在“性”中追求美，但這除了給他帶來短暫的精神慰藉和肉體快樂外，根本無法使他獲得精神的復甦，等待他的只能是靈魂的迷失。《廢都》中的一羣文化人，就在失態的精神支配下做着失態事，走向沉淪。透過西京“四大名人”莊之蝶等人靈魂的沉浮，賈平凹深刻描寫了當代文化人的人生悲劇和精神悲劇。主人公莊之蝶的人生與精神悲劇，從客觀上說是外在社會的濁流席捲了他，但從主觀上說則源於他生命本體的失落和靈魂的迷惘。他是一位典型的傳統知識分子，在他身上充滿了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的矛盾。他既想保留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品格，卻又不得不面對現實生存境遇。傳統的文化心理制約着他的思維方式和行爲方式，儘管他清醒地意識到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可抗拒性，甚至也想努力去適應現實，但最終還是沒有衝出靈魂迷失的桎梏，於是便演繹出一幕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文化精神悲劇。

1995年8月，“當賈平凹從《廢都》的文化圈以及悲愴與自戕中掙扎出來面對市井俗世的城市之後，就有了《白夜》”。談到自己《廢都》之後的《白夜》，賈平凹曾說：“《白夜》進一步在做關於人的自身的思考，這人當然是中國的，是中國20世紀末的。”因此，從這一點上來說，《白夜》和《廢都》一樣，都充滿着濃郁的文化意蘊和形而上的哲學意蘊，體現了賈平凹對於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展示以及對於民族靈魂的虔誠拯救之情。《白夜》的筆觸相當深廣，販夫走卒、文人雅士、閒漢無賴、高官名流等，差不多市井生活中的芸芸衆生相都得到了精當的刻畫。《白夜》中的夜郎、虞自，和《廢都》中的莊之蝶一樣，可以說是最能體現和表現賈平凹生命情感與文化精神的藝術形象，彰顯着濃厚而深刻的文化意蘊。

作爲對民族文化心態進行藝術觀照的都市敘事，《廢都》和《白夜》較爲深刻地呈現了賈平凹對於民族文化重構與民族靈魂救贖的個人理想。這爲賈平凹在其後創作《土門》和《高老莊》時繼續進行人文精神建構、追尋家園鄉情提供了最真實、最廣闊的情感與文化鋪墊。

《廢都》、《白夜》之後，賈平凹又開始從都市敘事轉向了鄉村敘事，並於1996年出版了《土門》。在《土門》後記裏賈平凹曾說，“寫《土門》，有緣就有了一片街叫土門”。在我看來，與其說土門是一個地方，不如說它是一種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就是作者對鄉村文明的感傷流連，對現代化負面效應的憂患警覺。仁厚村的人們最後失去的是安身立命的家園，但更是內心深處的精神家園。

賈平凹在這部長篇小說裏，依然“執著地選擇當下社會生活變革給人們生存和精神帶來的巨大震盪作爲自己的表達對象，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這個時代的精神創傷，揭示了邁向幸福承諾過程中的人們巨大的感奮、矛盾與痛苦。這種關注現實生活，透視世道人心的人世精神，則又表達了賈平凹及其作品的另一個側面”。這“另一個側面”便是他對於人類失去精神家園的關懷與重建企望，並試圖爲人類的靈魂與精神找到一處皈依之所。在《土門》中，賈平凹對鄉村的觀照改變了他80年代鄉村敘事詩意化的視角，對於仁厚村村民們盲目而自以爲是的守成觀念以及傳統文明帶給鄉村愚頑和落後的一面，賈平凹的敘事態度是理性的，帶着批判的鋒芒。在這部小說裏，賈平凹對鄉土溫情以及鄉土生存方式的消逝和沒落秉持一種輓歌的情調。

生存的家園失去了，精神的家園亦不復存在。當現代化的城市文明徹底粉碎了人們烏托邦式的鄉村家園理想時，他們又如何建構自己的精神家園，找到安放自己靈魂的詩意之所?帶着《土門》中這一經久思考的問題，賈平凹開始了《高老莊》的'創作。

1998年，《高老莊》在讀者們的無比期待中面世。作品主要描寫進城做了大學教授的高子路攜其年輕漂亮的畫家妻子西夏，返回故里高老莊探親的故事。在這部小說裏，賈平凹以更加平實的筆調寫了高老莊裏的一段生活，寫了一羣底層的人物，藉以繼續表達他家園建構的理想。《高老莊》在日常生活的敘述中顯現出更爲複雜的文化意蘊，觸及到中國現代性更爲深層的問題，即：尋找根本，尋找靈魂，尋找文化根基，尋找精神家園。

如果說高子路由鄉村進入城市，又從城市返回鄉村，再從鄉村回到城市的這一人生歷程意味着現代文明對於傳統文化的讓步，並透露出賈平凹寄希望於子路進行精神家園重建的幾許無奈的話，那麼西夏這個人物形象則意味着傳統文化對於現代文明的同構。作爲一個都市化的現代女性，西夏來到高老莊後很快就接受了鄉村的生活規範和價值判斷，並在短短的時間裏被傳統文化的內蘊力量改造成了一位溫柔賢惠的女性，當子路最終選擇逃離故鄉的時候，她卻毅然選擇了留下，她的留下意味着現代文明對於傳統文化的皈依。西夏的這一文化胸懷從另一個側面深深體現着賈平凹的一種文化理想：以原始的民間本土文化爲基礎，同時吸收外來優秀的現代文明，並在此基礎上融合滋生出一種新質的文化，從而藉以重建精神的家園。

從《廢都》到《白夜》，賈平凹一直在進行民族文化心理重鑄和民族靈魂拯救的文化實踐，並試圖在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的衝突中轉化舊質，創造新質，建構一種融洽的文化風範與健康的文化心態;而從《土門》到《高老莊》，賈平凹又一直在找尋理想的能夠詩意棲居的家園，並在找尋中希望能爲失去生存家園的人們重建精神的家園。儘管他爲此所作的這些主觀努力或許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客觀結果，但其小說因此體現出來的文化意蘊卻是深刻而厚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