吝嗇鬼賈平凹

吝嗇對於賈平凹來說，猶如時下的初級階段對於中國一樣，那是一種特色。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80年代初的賈平凹，遠沒有今日的風采。

那時候的賈平凹，才走出校門，供職在一家出版社，當一名爲別人做嫁衣的小編輯。住六樓上的一間六平米的小房間，抽一毛多錢一包的劣質煙。一邊和鄉下的俊子談戀愛，一邊寫那些轟動全國的文章。房間太小，又高高在上，他常爲不能接觸地氣而苦惱，於是便商量搬到我家來住。

我家住在古城之北的方新村。那原是唐朝國務院的西花園，李白醉草嚇蠻書的地方。離他們出版社雖只有十分鐘的自行車路，卻是一片原野。小小的村落，只有數十戶人家。榆錢才敗槐花又開，東家雞叫西邊狗吠，便很得他的意趣。因爲我乃本地土著，便也有了三分地皮，兩間破房。關起大門，一院子都姓張，無旁姓雜人。

找些磚頭支了腿兒，尋一塊木板放上去，鋪了他帶來的被褥，房子的一角變成了他的天下。他告訴我老婆，他是不吃糧的，每頓飯多添一瓢水就足夠他吃了。因爲他只喝水而不吃糧，所以幾年來從未收過他一兩糧票，一分飯金。而那時的自來水又特別便宜，每月每人只收五分錢。他是臨時住客，收水費也不收他的錢，這樣裏裏外外，一份伙食費便省了下來。

那時候，一張方桌擺在我和他牀鋪中間。星期日大早，各自在兩邊坐了。鋪開稿紙，說聲寫，便同時下筆。筆和紙在不停的摩擦中，常發出一種蠶吃桑葉的聲音。七八個小時下來，通常是我問一聲：“我快結尾了，你呢?”他便說：“我也結尾。”於是一篇萬把字的小說便同時結了尾。那時的我們，好不洋洋得意，好不目空一切。我們在一間破房子裏製造文壇上的陰謀，騙取多少人的喜怒哀樂!我們各自吟頌着自己認爲得意的章節，把白開水當酒互相碰杯祝賀。我那時在工廠當工人，一禮拜只有禮拜天屬於自己，一天能寫出一篇小說來，已相當囂張了。七八個小時的重腦力勞動，手指僵硬了，半個身子也有些麻木，該好好歇息一下了。這時的賈平凹卻又在嘿嘿的笑聲中鋪開稿紙說：“我又開始了。”

賈平凹後來聲名遠播，其神祕處全在這裏。不說全世界，起碼在中國，像他這樣玩命的角色太少了。他要不成大名，也就天理不容了。

他作品發得多，稿費自然也比我多。每一筆稿費對於我，我認爲就是街上拾來的錢。沒有攤任何本錢麼，稿紙是從各個編輯處要來的，一支圓珠筆也是孩子用剩下的。那時寄稿子，連郵票也不貼。信角上寫個“郵資總付”，塞進郵筒了事。花了功夫，貼了腦子，就和下了一天棋一樣，難道能算成本錢麼?記得《天池淚》寄來稿費80元，從郵局出來買了半隻羊，弄了幾瓶酒，交到老婆手上也就剩下30元了。他的'《滿月兒》稿費是83元，那是他當時短篇裏最高的一篇稿費。他驚喜地說，一篇稿子頂一個半月的工資哩!我和他一同去北大街青年路郵局去取稿費。83元取出來了，他卻一定要存個整數。我說你存上50元，33元拿出來慶祝一下行麼。他說，存夠一百元就是最大的慶賀。他那時候準備結婚，每一分錢都很重要，於是，我倆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只湊夠了15元。他央求存款的辦事小姐;能不能把98元的利息先算進去存夠100元，到時候少取點利息就行了。小姐鼻子裏像害了鼻炎似地嗤嗤了兩聲，平凹便回過頭來低聲罵了一句。於是他便再翻口袋，終於在工作證裏翻出來了2 元零3 分錢的郵票。他把郵票推到小姐面前，極其大方地說：“三分錢零頭不要了，存一百整!”

小說一篇篇寫，稿費一次次來，幾年下來，他已經有厚厚的一摞支票了。那些支票整整齊齊地疊在一起，用皮筋紮起，放在一個注射藥劑的空紙盒裏，鎖在抽斗的最裏面。那是他全部的財產，加起來也不到3000元。

那年夏天，有位朋友有一臺九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出手，要400元。我手頭只有不到200元，於是便第一次開口向賈平凹借錢。他聽我借錢要買電視機，大吃一驚：“你想買電視機!那是咱老百姓也可以買的東西?”

我既然開了口，開弓沒有回頭箭，這點面子他總要給的。他顯得非常爲難，說了一堆誰誰誰來借錢，誰誰誰借了錢到現在也沒有還的話。我說我不管，反正我要借錢，“不給利息，100天保證還帳，賴一天罰5元，你可以扣我的稿費單子。”

他沉吟良久，覺得不借給我似乎也下不來臺。於是便心生一計，說借錢可以，但要蒼天作證，憑運氣說話。他拿了件藍色的上衣，捂在抽斗上，讓我伸進手去，就像在暗箱裏裝膠捲那樣，只准摸一張支票出來。摸多少就是多少，不夠了自己再想辦法。

他這一招很厲害，他那支票裏，百元以上的沒有幾張，有許多張都是二三十元的。只准摸一張，摸上一張20元的，又不頂用，又要領情。但我也知道他有一張最大的是700元。那是《山地筆記》出集子的錢。這已經是賈平凹給足了面子，我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手從藍衣服下面伸進抽斗，摸着了盒子裏的那一摞支票。手指頭上沒有長眼睛，實在分辨不出支票上的錢數。賈平凹站在旁邊，抽一支菸得意地說：“摸呀，過3分鐘摸不出來，宣佈協議作廢，可別說我不借錢給你!”

以我和他的熟悉程度，我相信這些支票在金額的排列上不可能沒有規律。他是個極有心計的人，點這些支票肯定是他的業餘愛好。於是我便想到鄉下的俊子這幾天要來，到時候他肯定要把支票拿給她看。他要讓她有個驚喜：哇，這麼多錢!那就是說，最上邊的一張極有可能是金額最大的一張。於是我便抽了最上面的一張。果真不假，是那張700 元的支票。

賈平凹傻眼了，我得意了。

又一夜，作家王作人在我家閒坐。那時候賈平凹已結婚，帶着女兒和俊子住在我家隔壁，是租農民的房子。午夜時分，王作人告辭，路過賈平凹院門，順便進去問他一聲。俊子正在院裏洗衣服，問賈平凹時她說在牀上打滾呢，肚子疼。隔着窗子一瞧，賈平凹赤條條穿個小褲衩，大蝦一樣蜷在牀上。還不趕快送醫院?俊子說，半夜三更的，又沒有救護車。我和老王都急了，說要什麼救護車呀，靠在牆上的架子車就是救護車!於是便擡了平凹出來放在架子車上，一人拉一人推，俊子推着老王的自行車在後邊跟着，走了一個小時，來到中心醫院。

掛急診號時，急診號也要排隊。老王排到視窗，看那護士小姐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收穫》。而那一期的《收穫》里正好有賈平凹一篇小說。相信這小姐是個文學愛好者，走走後門，照顧賈平凹一個牀位住住，問題不大吧?於是報名時，有意加重口氣。那小姐寫賈平凹名字時也沒有寫錯。老王便說，他肚子疼得厲害，住院可以吧?小姐頭也不擡地說：“住什麼院?夏天肚子疼的人多得很!”“他是個作家呀，你這書上有他的文章。”“作家又怎樣，作家進來也是病號，搞什麼特殊!”

老王訕訕地拿着掛號單走到平凹前說，人家不買你的賬，住不上院了。

醫生診斷爲消化不良加感冒，打了一針柴胡，便讓我們拉着他回家了。出了北門，已是凌晨3點多了。天熱，路旁的瓜攤上還有生意。我便讓平凹請客。拉了半夜車，一定要買個西瓜酬勞一下。平凹在口袋裏摸了半天，只摸出2元錢一張幣來說，那就買個小點的吧。我把錢扔在瓜攤上說，買二塊錢的西瓜!那時西瓜五分錢一斤，兩塊錢能買40斤。賣瓜人挑了兩個最大的瓜搬到架子車上。賈平凹懷裏摟一個，雙腿夾一個，一路上直嘟嘟，嫌瓜買得多了。回到家後，兩個西瓜都有些燙手。殺開一看，全是生的。他的病卻好了。原來是那西瓜吸了他身上的熱度的緣故。賈平凹說，早知道買兩個西瓜摟一摟，倒能省去打針掛號的錢。如果瓜再是熟的，那就更好了。

第二天早晨，我起牀一看，賈平凹一個人趴在小學校操場上的水泥板上又寫上了。我走到他身後，一把抽了他的筆說，你不要命了!折騰了半夜，病還沒有全好，寫什麼寫!

賈平凹那時動了真情，兩行清淚一下就滾了出來。這是我第一次見他流淚，心裏便慌了，忙扶住他的肩膀搖着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日月常在，你何必貪這一點功夫!”

賈平凹那天說了他這一輩子也許再也不會說的一段真話：“我是個山裏娃，我憑啥在城裏混日月?不就是憑一支筆麼?還要養家餬口，有老婆有孩子。我又吝嗇，是有名的嗇皮，如果不寫文章，誰願意和我交朋友?其實我也不想嗇皮，幾塊錢多寫篇文章也就夠了。關鍵是在我眼裏，兩塊錢不是兩塊錢，是白花花一堆鹽!小時候，母親讓我去買鹽，兩塊錢要縫到襯衣口袋裏，到鹽店讓賣鹽人拆線。兩塊錢的鹽，是一大家子人好長時間的唯一調料。你今後要宰我，就硬宰。我當時心疼一下，過後也就認了，但不能超過5塊錢!”

當今的賈平凹，早不是原先模樣了，他成了當今中國文壇上少有的幾個文學大腕之一。掙下的和省下的稿費怕這輩子早夠花了。但青山依舊，本性難移。有外地朋友到西安會他，到了吃飯的當兒，他自然是要請朋友們吃頓飯了。通常，他只請朋友們去吃葫蘆頭泡饃。那飯經濟實惠，極容易給客人留下記憶。飯菜端上桌子，他便問：“你們知道葫蘆頭是什麼嗎?”然後自己回答：“葫蘆頭就是豬痔瘡!”

一語即出，四座皆驚。記憶裏更深了一層，胃口卻也倒了。於是便給主人省下不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