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李白與唐代詩歌精神特質

若要給李白來畫個像，非寫意筆法不能顯其神貌，白描則不可。鋪七尺長卷，筆落酣情，非一氣呵成不能現其風采，氣韻頓挫則不可。唯其超拔飄逸與雄奇豪邁，方能稱之“謫仙人”，他用手中如掾巨筆奏響了唐代詩歌的最強音，若聞天籟，令人思之，慕之，拜之，神往之，傾倒之。他選擇了衆星璀璨的“詩唐”，非但沒有淹沒於羣星交會的輝煌，反而成爲衆星爭輝中的焦點。在他身上，濃縮了唐代詩歌的精神特質。李白二字，真是叫人心潮澎湃，難以平復，只覺有一股熱流在身軀中滾動，直至頭腦昏眩仍無法抑止，於是只能聽任在激情中感受詩的王朝古老而又至今生機勃勃的生命律動，在亢奮中朝拜宛若天人的李太白，情之所動處難免言有偏頗，但情真意切方能盡我所言。

唐代詩歌有着獨具魅力的時代風格與時代精神：博大，雄渾，深遠，超逸，充沛的活力，濃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嶄新的生活體驗，以壯闊爲美的審美情趣，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這一切合起來就成爲唐代詩歌與其他朝代詩歌相區別的特色。唐代詩人們以王者的姿態開闢出異彩紛呈的塊塊疆土，這樣一個時代培育出來的人物，或者說，出現於這樣一個時代的天才，往往是極其富有魅力的。李白的魅力便是那麼的動人，象具有不可思議的魔法。他以一種震撼的力量征服了當時的以及後世許許多多代讀者的心。賀知章在長安初次遇到李白，誦《蜀道難》，呼之爲“謫仙人”，解下腰佩金龜換酒與之暢飲同歡；杜甫在赴長安應試途中與李白相遇，竟然放棄考試，跟隨李白漫遊了許多地方，別後仍念念不忘，贊之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還有一個叫魏萬的人，爲了一睹李白的風采，從嵩宋出發追尋李白幾千裏，終於廣陵相會，言李白詩曰“鬼出神入”。李白的魅力，既是屬於他個人的，又是屬於那個時代的，至於李白被汪倫“千里酒家，百里桃林”的文字遊戲所騙應邀，臨別卻仍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贈與踏歌相送的汪倫，更可以看出唐人所普遍具有的浪漫氣質。只有輝煌的時代，才能爲輝煌的人物提供張揚個性的條件。

李白的詩裏洋溢着一股涵蓋天地的雄渾之氣。“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這種博大壯闊的情懷可以說是唐代詩歌的基調。莊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盛大爲美似乎已成爲唐代詩人創作精神中的支柱。或儒或道或俠或禪，種種表現之下，有一個基點，那就是詩人們內心中無比崇高的對壯美的嚮往。無論是理性冷靜的儒學家，還是超脫凡俗的道學家，無論是豪邁勇武的仗劍俠士，還是玄而又玄的帶發禪師，一旦出現在唐代這個特殊的歷史舞臺上，就全都不可避免的固執起來，他們可以在自己的詩歌中屏棄某一種風格，如儒家沒有道家的“無爲”思想，俠客沒有禪師的出世之心，可是卻卻不能違背這個時代如此統一的審美觀。這樣一種環境所造就的詩人，筆下自會大氣，千載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壯。他們並不是沒有愁，李白就經常把愁字掛在嘴邊。“白髮三千丈，緣愁是個長”，“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但只要將李白的愁與柳永的“多情自古傷離別，更哪堪冷落清秋節”，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比一比，就會覺得李白愁得有力，愁得健康，愁得有氣派。“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這是一種豪情萬丈的愁，愁中自有一股浩然之氣，愁中自有一段唐人風流。

正是這種俯仰天地的慷慨大氣之情懷，形成了唐代詩人共有的一種昂揚奮發的精神狀態與氣質風貌。“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日出入行》）“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贈裴十四》）李白的眼光簡直可以說是凌駕於寰宇之上的，他的心胸能容納整個宇宙，並且以這種氣魄看待社會與人生。正如皮日休所說，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劉棗強碑》）李白以及他那個時代的詩人們把建功立業，實現理想抱負作爲一生追求的目標。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是當時社會氛圍中的主旋律。社會政治與詩歌文學融會到了一起。李白抱着宏偉的抱負，欲“濟蒼生”，“安社稷”，“使寰宇大定，海縣清一”，然後悄然隱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功成──名遂──身退”成了李白爲首的唐代詩人們共同嚮往的理想人生模式。在他們的詩歌中，這種傾向是毫不隱晦，顯而易見的。最具典型意義的是李白的《古風其十》：“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盪人，拂衣可同調。”這簡直就是一份人生理想的宣言書。雖然李白的一生在政治上只有短暫的輝煌，但卻從沒有放棄過他的.雄心壯志與理想抱負。以至於六十一歲時還請求參加李光弼的軍隊，去討伐安史叛軍。其實他能不試而舉併名動君主，在旁人看來似乎是“平步青雲”，雖只是個無實權的“供奉翰林”，但足以顯親揚名了。李白卻在朝廷的生活中體味到了官場的複雜，直至“五噫出西京”。與其說政治上的失意委屈了一個李白，不如說是成就了一個文學上的李白。作爲唐代的靈魂，他已經超越了世俗對文學，政治，經濟等等的劃分，他的具體的人生道路，或是布衣或是卿相，或是文人或是將軍，已經沒有太多的意義，他留下的是一個獨立的人格形象，足以光耀千秋，澤被後世，這已經夠了。唐代的時代畫卷中有不少同類的形象，他們共同鑄造了唐代精神的靈魂。

唐代詩歌之所以氣象萬千，在於唐代政治的開明與開放。一旦政治對思想的禁錮和束縛減弱，社會環境寬鬆，那麼人的思想就會自由起來。不但是個人的思想沒有了箍箍，各種流派的思想的交流也更加自由與深入，最後互相的滲透同化，這種情況表現在詩歌創作方面就是豐富多彩，表現在人的個性方面就是博大精深。在李白的身上，就兼備了儒道俠禪各家的特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儒家的傲岸堅強；“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道者的避俗離濁；“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俠者的任性狷狂；“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禪者的玄思獨絕。真是難以想象，在一個人的身上，怎能呈現出如此豐富的景觀，且並不是流於表面，而是從心靈深處透出來的一種融合萬物，順應自然的美。也許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受着各種流派的影響，各種思想在我們的頭腦中交鋒，有的被殺死，更多的是在衝突中走向融合。或者說，根本不存在各種思想流派的分別，他們本來就是構成熱的整個思想的各個零件，就象萬物組成了世界的自然和諧。人爲的硬生生的割裂並不是一種客觀的態度。所以說，李白的思想不勝在多樣而勝在健全，唐代詩歌的精神特質不勝在豐富而勝在完整。

李白生在唐代，幸矣；唐代擁有李白，甚幸矣。用余光中的《尋李白》作爲這次對唐代與李白的激情巡禮的結語是再合適不過了：“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嘯成了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