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關於除夕的詩詞

　　《除夕感懷》

　　譚嗣同

　　年華世事兩迷離，敢道中原鹿死誰。

　　自向冰天煉奇骨，暫教佳句屬通眉。

　　無端歌哭因長夜，婪尾陰陽勝此時。

　　有約聞雞同起舞，燈前轉恨漏聲遲。

　　《除夕感懷》

　　譚嗣同

　　內顧何曾足肝膽，論交晚乃得髯翁。

　　不觀器識才終隱，即較文詞勢已雄。

　　逃酒人隨霜陣北，談兵心逐海潮東。

　　飛光自撫將三十，山簡生來憂患中。

　　《除夕感懷》

　　譚嗣同

　　我輩蟲吟真碌碌，高歌《商頌》彼何人。

　　十年醉夢天難醒，一寸芳心鏡不塵。

　　揮灑琴尊辭舊歲，安排險阻着孤身。

　　乾坤劍氣雙龍嘯，喚起幽潛共好春。

譚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維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學》，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譚嗣同早年曾在家鄉湖南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等，主辦《湘報》，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

公元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33歲，爲“戊戌六君子”之一。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譚嗣同出生於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衚衕邸第，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

1870年(同治九年)，譚嗣同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蹟般復活，故名“復生”。

1875年(光緒元年)，譚嗣同10歲時，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爲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啓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爲生死不渝的摯友。

求學經歷

1877年(光緒三年)，譚嗣同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從塗啓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光緒十年)，譚嗣同離家出走，遊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

1888年(光緒十四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爲蒐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維新之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年30歲的譚嗣同在家鄉滿懷憂憤，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並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鑽研，同時在南臺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1]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爲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着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爲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2月，譚嗣同入京，結交梁啓超、翁同和等人。

創作仁學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譚嗣同旋奉父命，入貲爲江蘇候補知府，在從北京去江蘇任職的途中游歷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後在南京候缺期間，開始創作著《仁學》。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1月17日，譚嗣同寫成其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維新志士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援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啓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爲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初，譚嗣同創建南學會，辦《湘報》，宣傳變法，抨擊舊政，成爲維新運動的激進派。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頒佈《定國是詔》，決定變法。同年8月，因爲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推薦，譚嗣同被光緒帝徵召入京。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譚嗣同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變法。次日，光緒又召見他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譚嗣同密會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二十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譚嗣同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英勇就義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3歲。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2]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