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職業道德建設心得體會

教師職業道德不僅僅是對老師個人行爲的規範要求，而且也是教育學生重要手段，起着“以身立教”的重要作用；師德不僅深刻地作用於學生的心靈，塑造學生的品質，而且透過學生還作用於家庭和社會；如下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教師職業道德建設心得體會，希望對大家有所作用。

教師職業道德建設心得體會篇【一】

爲了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關於加強教師職業道德建設的要求，進一步提高教師職業道德水平，激勵廣大教師爲人師表、教書育人、嚴謹篤學、與日俱進，樹立良好的職業道德規範和師德師風形象。根據有關檔案精神，結合我校教師隊伍的現象，我們組構了整改調查機構，有針對性開展了各項活動，對學校教師職業道德建設全面認真的進行了自查自糾，其具體情況如下：

一、加強理論學習，切實提高教師思想素質。

學校經常組織教師廣泛開展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活動，堅持以人爲本，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組織學習了《教育法》、《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等法律法規和有關檔案精神，切實提高廣大教師加強職業道德建設的自覺性和積極性。讓廣大教師始終牢記人民教師的神聖職責，爲人師表，教書育人。大力宣傳了師德模範的先進事蹟，學習他們熱愛祖國、關愛學生、辛勤耕耘、無私奉獻的高尚品德，學習他們艱苦奮鬥、勇於探索、開拓創新的敬業精神。並在教師中，廣泛開展警示教育，使廣大教師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把師德規範轉化爲教師的內在理念和自覺行動，在教育實踐中履行好自己的職責。

二、開展教育活動，加強教師職業道德建設。

學校爲加強教師職業道德建設構建良好的外部環境，適時組織教師開展一些政治活動，如職師德報告會，模範班主任工作經驗交流會等。並以“愛崗敬業、爲人師表”爲主題開展各類文體活動，大力倡導教師獻身教育、與日俱進的職業道德素質。與此同時，還認真、全面、積極地召開各類會議及教師、學生、家長會議，徵求他們對學校、教師、領導的意見和建設，針對羣衆反映出來的問題進行糾正、整改、提高自身素質。

三、建立激勵機制，開展師德師風評議活動。

學校根據有關檔案精神，結合本校實際，制定出了《教師職業道德考評細則》，明確了師德師風考覈與評議的具體內容和辦法，每學年對在崗教師進行一次師德師風全面考覈評議，並將考覈成績記入教師師德師風檔案。建立激勵機制，實行獎懲制度，對師德師風表現突出的教師，給予精神和物質獎勵；對師德師風敗壞的教師進行嚴肅批評，對情節嚴重的，社會影響大的行爲，學校決不手軟，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四、規範從教行爲，模範遵守教師職業道德。

學校根據《教師法》、《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等法律法規，結合本校實際，對教師的從教行爲進行了規範，要求全體教師模範遵守教師職業道德。教師一要做到“三熱愛”：熱愛教育、熱愛學校、熱愛學生；二要做到“三全”：全面貫徹教育方針、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學效率和質量；三要做到“六不準”：不準接受學生家長的禮品、禮金和吃請，不得要求學生家長爲自己辦私事；不準侮辱體罰學生，不準私自向學生推銷商品，不亂編、亂印、亂髮學生資料，不準抹牌賭博，不準遲到早退，不準坐着上課。

五、建立完善監督機構，提高學校管理水平。

學校爲了提高教師職業道德素質，杜絕控制教育走向誤區，切實把教師職業道德教育當作頭等大事來抓，建立了以校長王展雄爲組長，邵煥樣爲副組長的監督管理機構和目標責任制，完善了各項依法管理制度，提高了依法治校的管理水平。學校從未發生過重大責任事故，也從來沒有出現嚴重違法違紀的教師。學校管理目標明確，常規工作開展有序，確保了教師職業道德建設工作落到了實處。

教師職業道德建設心得體會篇【二】

這一學期，學校領導爲了提高教師的業務水平，請我校的王嘉鵬老師爲我們大家進行了一次有關中日文化、教育方面比較的講座。聽完這次講座我受益匪淺，下來以後我也上網看了很多有關中日教育比較方面的資料，現將我收集到的資料和自己的一點淺薄看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教育是決定一個現代國家和民族發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這一點相信已經得到了歷史的證明。作爲國民教育的對比，大概可以分爲體制、內容、目的以及對象等幾個方面，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對其理解和實踐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現出的結果也有分別。比如同樣被認爲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國與日本，在這方面的差別就相當明顯。甚至可以說，中國與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不同，正是導致兩國近現代發展歷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直接地說，日本之所以總是能比中國先一步實現國力的騰飛，不論是明治時代還是二戰之後，其教育優勢的作用最不容忽視。

那麼，中日教育的根本區別是什麼呢？很簡單。中國的教育更具功利主義性質，而日本的教育則更強調人的素質提高。

俄國人梅契尼科夫在經過長年客居歐美的生活後，於1874年來日本教授外語，後來寫有《回憶明治維新》。他在書中寫到，日本的苦力、女傭、馬伕等社會底層人民也常常拿着書看，儘管那些小冊子多是通俗小說，但這樣高的識字率還是令他吃驚。和西方國家的經驗相比，他不吝稱之爲“異常”。類似的觀感，其他明治時代來日的外國人也曾有過。事實上，在此前的1872年，日本就開始實施了義務教育制。

同時期的中國是何種狀況呢？康有爲估計，清末的童生大約爲300萬人，加上比此要少的秀才以上士人，則中國受過正規教育的文化階層在四億以上的總人口中，仍只能佔據極少數。中國民衆的絕大多數是文盲、半文盲，而日本即使販夫走卒，也能夠識字讀書。以此來看，以國民當時的普遍文化水準比較，中國整體上不如日本。

一種觀點認爲，日本的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是由於“後發優勢”，這個“後發”相對中國而言，即日本文化發展水平不如中國，所以能更加輕易擺脫過去的負擔。但日本國民總體教育水準的高於中國，無疑是針對上述說法的一個極好質疑。日本的文化水準優勢，還體現在“蘭學”的盛行。以西方科技文化爲內容的蘭學，在江戶時代也一直蓬勃發展。蘭學學者受到社會各界的尊敬，收入也較高。

另一方面，日本學者依田熹家在《日本的近代化：與中國的比較》中提到中國馮桂芬寫於1860年的《採西學議》。馮桂芬稱“習於夷者曰通事”，“皆市井佻達遊閒，不齒鄉里……其質魯，其識淺，其心術又鄙……”依田憲家指出，中國的懂得西洋事物者與日本的同類人地位差別非常之大。這也正是魏源的《海國圖制》在日本比在中國產生更大的轟動和影響的原因。（反駁所謂日本“後發”的又一個論據，《海國圖制》在具有蘭學基礎的日本找到了它的大批讀者，而在中國，魏源只能慨嘆自己過於超前。）爲何會有如此差距？依田熹家認爲，根源是中國有科舉制，而日本沒有。

科舉制的內涵是什麼？在於“學而優則仕”，教育和改變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緊密相連。特別是到了明清兩代，八股取士，更是將“學問”與仕途的關聯標準化、制度化。這種功利目的極強的心態，是中國教育理念至今依舊的重大問題。著名的廣告片《知識改變命運》，實際上繼續宣傳着同樣的理念。知識的增長，固然可能帶來命運的改變，但帶着爲了追求命運改變的迫切心情，與靜下心來豐富提高自己素養的教育理念對比，前者無疑更容易出現偏差和失敗。

北大祝總斌教授在《論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視的一個歷史作用》一文中，稱道八股取士因降低了學問門檻（只要掌握《四書》爲主的八股文寫作），對於士人的數目從宋元的數十萬人提高到明清的幾百萬人功不可沒，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人數增加了，“文明程度得到相當大的提高，推動着歷史的進展”。這是個似是而非的荒謬觀點。前面已經提到了日本明治時代普及義務教育和中國八股取士的不同，八股取士人數縱然增長，仍然是一種精英意味十足的的少數人教育，遠遠不如普及性地提升民衆整體文化水準。而士人人數的增長，和今天的大學擴招屬於同等性質，僅有人數的增長，質量卻出現下降。八股降低了門檻，但也培養出了衆多范進式的“知識分子”。與日本相比，八股取士並沒有帶來一大批如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福澤喻吉這樣的人物。

祝文中寫到清代侍郎彭玉麟的故事。彭家務農，但全家辛苦勞動，甚至僱人來代替他耕地，勉強供他讀書，只爲了要他考中秀才，“爲宗族光寵”。祝文以爲此例子說明了八股文“推動平民子弟讀書應試，提高其文化素質”，但忽略了彭讀書的前提是整個宗族、包括“伯叔父及諸昆弟”不得不放棄讀書的權利。這種期望一個人應試及第來光宗耀祖，改變命運的做法，是功利主義教育理念的最好體現。

科舉的最大特點，是透過教育，能夠實現平民到仕宦階層的飛躍，不管出身如何貧寒，只要考試過關，就可以博得“功名”。因此，科舉在客觀上緩和了社會內部的階層矛盾，有助於大一統國家的政權穩定。這一點，已有很多學者專門論述。但仍有必要指出，祝文所說的八股取士帶來“文明程度提高”和“歷史進步”論點荒唐。明清是中國傳統文明發展的下坡路階段，八股取士是政府爲了緩解社會內部越來越大的壓力的重要手段，擴大人數的原因也在於此，正如今日之大學擴招，其目的並非在於興辦教育，只是爲了拉動GDP增長假象。但是，科舉的最大弊端，就在於將教育徹底功利化，使之更像是一種以回報率高低評價得失的投資。在舊話本小說中，表達類似觀念的“格言”很多，最典型的，莫過於“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

日本的情形則完全不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的社會，一直採用着世襲和血統制，社會階層分隔明顯，也沒有科舉這樣的制度能夠將其打破。然而，在江戶時代，幕府爲緩解社會矛盾，鼓勵並支援社會各界鑽研學問的風尚，對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農民也好，商人也好，下級武士也好，每個人都可以追求自己喜愛的知識，但即使掌握了知識，其身份也不可能改變。知識的唯一好處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這可以說是日本人教育理念的核心。

從表面上看來，超越階層隔閡的科舉制似乎比日本的血統世襲制更加文明、科學，但判斷一項歷史制度的利弊，必須要把它和當時的現實環境結合起來分析。科舉制度在唐宋和在明清的意義截然不同。八股取士確實具有合理性，卻是維持一個老病文明苟延殘喘的合理性，從文明需要新生的角度講就成了不合理。日本的血統和世襲制不合理，激起下層社會的反彈變爲變革的動力，就成了合理。

日本的教育理念缺少中國過於強烈的功利色彩，卻在某種程度上更加接近儒家的原本思想。比如說孔子的有教無類，其真正內涵應該只是強調教育的普及性，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異而有別，並沒有從中選拔的意思。中國過去的教育制度雖然看起來是“無類”，貧民也有中舉當官的機會，可這個“出人頭地”的結果正好是對“無類”的破壞。至於今天的中國教育，則連表面上的有教無類也難以做到了。

前面提及的日本的階層分隔，使得社會各階層學習知識也都以本階層實用、常用的優先。農民自然關注農學，商人則琢磨促進商品的銷量，工匠揣摩技術改良……中國的《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作品都曾在日本倍受重視。這個優良傳統至今在日本仍然得到了保持，特別是那些人數龐大的畢業於專業學校、甚至依靠自學的熟練技工，成爲日本國力兩次騰飛的最核心動力。而中國方面，科舉的功利性質使得民衆產生狹隘的心態，只把應試的知識當作學問，別的則不受重視，甚至把“沒用”的.學術就不當作學術。特別是八股取士，更是將士人的精力限制於有限的典籍之中，雖窮經皓首卻脫離實際。今天，中國應試教育尤其發展到了畸形的地步，其“重點學校”制度赤裸裸體現出“爲了中舉的選拔”（依田熹家語）的明確目的，由此產生了“對不優秀者沒必要進行充分教育”的錯誤後果。對比一下中國的職業技術學校，就可以看出問題的嚴重性。那裏與其說是培養具有一定專業技術的勞動者，不如說是喪失了充分教育權利的年輕人的收容所。

在學習的目的上，依田熹家聽到很多日本農民說，教育“對於提高常識是必要的”，這點和中國人“從單純的日常需要出發”大不相同。在沒有功利目的的前提下，教育更多的是爲了提高個人修養和綜合素質。外語教育在中日兩國的狀況最能夠說明問題。中國的外語教育是和應試、升遷、評定職稱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連的，有些時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日本則更注重外語教育對於個人素質的裨益，雖然也有一些資格考試，但僅限於有必要的相關人士。最值得深思的例子，是日本的業餘外語學校NOVA和中國的“同行”新東方。後者把應試型外語教育達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而前者的學員是社會各界對某種外語感興趣的男女老少；後者的終極夢想是能夠輕鬆應對外國的偏狹的語言測試，前者的宣傳材料上寫着最高目標是“不用字幕看懂外國電影”。然而，NOVA是東證大型上市企業，2003年外語教育產業營業額達到615億日元，整個日本的業餘外語教育產業營業額竟達1233億日元。這個數字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對素質教育的持久熱情。目前，日本正在進行的是推進“終身教育”。在老齡化的趨勢下，以退休老人爲教育對象的各種產業前景看好。退休老人的學習熱情，當然沒有什麼選拔和目的，但這種素質教育的完善，足以令中國人汗顏。

一種功利當先的教育理念，一種素養至上的教育理念，其分歧表現林林總總，每一種都恰好是中國的弱點和日本的長處。中國人有必要向日本學習，首先應學習的就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