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九齡罷相：大唐盛世的變奏

張九齡是開元時期的賢相之一，也是唐代唯一個由嶺南書生出身的宰相。他耿直溫雅，風儀甚整，時人譽爲“曲江風度”。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57年)四月十七日，朝堂上，御史大夫李適之正轉達監察御史周子諒對宰相牛仙客的彈劾，以爲牛仙客非宰相之才。玄宗一邊聽，一邊暗中生氣。牛仙客被他提拔爲相不過數月，正受他的信任，這位周子諒哪來的膽子，敢如此肆無忌憚?玄宗命召周子諒上朝，親自詢問，周子諒慷慨陳詞，繼續申述己見。

玄宗聽着聽着，更覺言不順耳。那周子諒竟引讖書之語，言牛仙客不堪爲相，他說：“天后朝有讖辭雲：‘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鬥血成川。’當時有人解釋，‘兩角犢子’，就是‘牛’;將來一定會有姓‘牛’的人篡奪唐朝皇位。因此，無論如何不能讓牛姓的人當宰相!”玄宗正有火無處發，聽到此，怒從中來，命左右把周子諒拉到殿外杖打，可憐周子諒被打得昏死過去。一會兒醒過來，玄宗又命人把他拉回朝堂，當着衆大臣面用大板子痛擊，然後宣佈把他流放瀼州(今廣西上思)。然而周子諒因傷勢過重，在行至藍田(今陝西藍田)境內時就一命嗚呼了。

首相李林甫又對玄宗說：“周子諒任監察御史，是張九齡推薦的，張九齡難辭其咎!”於是，是月二十日，貶張九齡爲荊州長史。此時，張九齡已經被罷宰相之職，正擔任右僕射。因此可以認爲，這是對張九齡的進一步打擊。張九齡被罷相，又被貶出朝廷，標誌着唐朝開明政治的結束。從直接的後果看，由於張九齡的下臺，使唐朝統治者在心理上和戰略上喪失了對邊將作亂的防備，唐朝錯失了避免安史之亂髮生的可能的機會，而安史之亂正是導致唐王朝走下坡路的歷史拐點。

安祿山出身胡族，他的家鄉柳城(今遼寧朝陽)是一個多民族聚居而又多民族環繞的邊境城鎮。據現在所知，安祿山最早的職業是互市牙郎，就是在各族間貿易市場上說合的中介人，有時候還從事偷盜活動。

開元二十年，安祿山因盜羊被范陽節度使張守珪手下逮捕。張守珪見安祿山言貌奇偉，有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勢，而且眼下在大唐與奚、契丹的戰爭中正需要這樣的人，於是免其死罪，將他留在帳前讓其戴罪立功。安祿山從此開始了他的軍事冒險生涯。由於安祿山驍勇善戰，所以多次受到張守璉的賞識和提拔，並收他爲義子，委以重任。

開元二十一年，張守珪派安祿山去朝廷奏事。身爲中書令的宰相張九齡看到安祿山後，向任侍中的另一位宰相裴光庭說：“將來亂幽州的，就是這個胡人。”史書上的這個記載很讓我們懷疑，因爲在這個傳說中，開元年間正直的宰相張九齡有點兒像算命先生，他僅從安祿山的相貌、氣質就預言安祿山將來要反，出口未免太輕率。要知道這離安祿山發動叛亂還有2 2年時間，安祿山當時的條件，還遠遠夠不上發動一場成氣候的叛亂的首謀人物。顯然，這有可能是安祿山發動叛亂後，人們爲了稱頌張九齡而編的故事。三年後，安祿山因戰事失利差一點兒被斬首，倘若唐玄宗當時聽了張九齡的話，後來就不會有這個胡人的造反之事。

值得推敲的是，安祿山萌發覬覦天下之心是在天寶初年，在此十多年前，張九齡怎麼就預知他會“亂天下”呢?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存在決定意識，先有了可能出現天下大亂的客觀條件，然後纔有人產生髮動叛亂謀反的野心。雖然當時包括安祿山在內的所有人或許都尚無叛亂之心，張九齡卻注意到了產生天下大亂的條件出現了萌芽，這是他的敏銳高明之處。

在中央政權的安危方面，與唐玄宗一直盯着皇室內部不同，張九齡感受到的是來自邊境地區的威脅。唐朝至玄宗時，邊境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爲了防禦周邊民族的侵擾，沿邊各地設定了八大軍區，長官稱節度使。節度使手握重兵，而且有的身兼數鎮，帝國的精兵都佈置在邊境地區。朝廷寵厚邊將，邊將擁有重兵，軍事格局外重內輕，一旦發生邊將舉兵向闕，中原就無相應的軍事力量與之抗衡。一位有識之士對這種形勢產生某種敏感或隱憂，應該屬於順理成章的。因此當張九齡看到安祿山這樣一位出身胡族的將軍因爲戰功甚至可以免除死罪時，可能一種不祥的念頭和預感便產生了。但他政治上的這種敏感不僅沒有引起玄宗的警惕，反而引起了玄宗的反感，避免唐帝國嚴重動亂的第一個機會，便這樣被輕易錯過了。

從張九齡幾次觸怒玄宗的事情來看，他與玄宗的重要分歧之一表現在邊防政策上。玄宗採取擴張政策，獎勵邊功，寵厚邊將;張九齡則抑制邊將，反對重用那些靠軍功而進身的邊將。張九齡之所以堅持要殺安祿山，主要是從抑制邊將的動機出發，這與他反對任命張守珪爲宰相是一致的。如果玄宗聽取了張九齡的意見，對邊將稍加裁抑，哪怕是提高一點兒警惕的話，可能安祿山也不會蘊蓄十年，坐大河北，最後造成“祿山一呼，四海震盪”的局面。現在看來，張九齡是唯一一位有可能以自己的努力阻止安史之亂髮生的宰相，可惜他過早地被罷黜了。

另一宰相李林甫缺乏政治遠見，他不僅沒有去抑制邊將，反而重用番將，爲安祿山的步步高昇和培植私人勢力提供了條件。唐朝建立以來，統兵出征或御邊的將軍都是忠厚名臣，並且不長久擔任元帥，不以宰相或權臣遙領，也不讓一人兼任幾個軍區的長官，戰功卓著的常常入朝爲相，如李靖、李勳、劉仁軌、婁師德等人都曾出將入相。玄宗即位以後，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睃、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等人，都是以邊帥入朝任宰相。那些出身四夷番族的將軍，即便像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那樣才略出衆，也不曾專任一軍元帥，而是任用朝廷大臣爲使職，對番將加以管領。

李林甫擔任宰相後，深感自己在政壇上缺乏兩方面優勢，一是沒有玄宗喜歡的邊功，二是缺乏社會上崇尚的學術。他感到對自己相位威脅最大的，是那些既有學術又有軍功的邊將，他們出將入相，只在玄宗轉念之間，只有阻斷他們入朝爲相的道路，纔可能鞏固自己的相位。於是李林甫上奏玄宗：“文士爲將，怯於衝鋒陷陣，不如用出身寒族的武人，或者是出身外族的胡人擔任邊將，胡人勇敢果斷，習於戰鬥;寒族則孤立無黨，不會互通關節。陛下如果能施以恩德，使他們稱心如意，這些人都能爲朝廷效命疆場。”玄宗覺得李林甫說得有理。開元末年至天寶年間，邊境各大軍區便大規模提拔寒族、胡族出身的人任將軍，胡人將軍如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人，都以軍功升任節度使，這些人被稱爲“番將”。

安祿山的進身，後來又一身兼任數鎮節度使，便與宰相李林甫這一“深謀遠慮”有關。李林甫的精明打算鞏固了自己的相位，卻給帝國的危機埋下了種子。與邊將常任久戍的同時，帝國精銳的軍隊都在邊境地區戍守，由唐初重內輕外變爲重外輕內，最終造成安祿山舉兵叛亂，兩京淪陷，都是李林甫專寵固位之計謀造成的直接後果。

對於唐朝的邊防政策，張九齡有自己的卓識，他也向玄宗提出過合理的建議，甚至在如何對待安祿山這樣的邊將問題上，特別是安祿山，他都表示過憂慮。但玄宗沒有能夠聽取他的意見。那麼，這樣一位頗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議爲什麼沒有被採納呢?除了各種客觀原因外，也有張九齡個人方面的原因。他太正直，不能見容於晚年的唐玄宗，並被奸相李林甫所陷害。張九齡以正直著稱，據司馬遷的《資治通鑑》記載：“(玄宗時所用諸相)姚崇尚通，宋璨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張九齡的正直表現在他處理與周圍每個人的關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