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谷仙介的《王維研究》

一 王維的家世

入谷仙介從王維家譜中，看出王維的父祖輩官位都不高，據此而得知王維是成長在「小官僚出身的士族家庭」之中的。雖說古人認爲王維「富貴山林，兩得其趣」（《歲寒堂詩話》），然而王維並非如人們想象的是個天生的富貴公子，他是成長於一個有潛力、但當時不算顯赫的階級之中。這一點可能會影響他的性格。

而王維的籍貫，《舊唐書》寫道：「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於蒲，遂爲河東人。」說王維是太原祁人，父親名叫王處廉，退休時官做到汾州司馬（汾州副州長），全家搬到蒲州，因此他們家後來算是河東人。這一段敘述看似平凡無奇，然而入谷仙介認爲「蒲州因位於潼關之外而被視爲天子膝下，又是連接長安、洛陽兩都的中介，受這些都會的風氣影響，又作爲唐朝的發祥地和北方的邊防重鎮，連經首都長安和朝廷重地太原的要地，在當時相當繁榮。」 因此，王維家族從祁縣搬往蒲州，表示他們是個「積極靠攏中央政權及官方文化的家族」 。以現代臺灣的角度想，就好比原來住在中南部的王家，因爲家長王處廉工作調到臺北，遂全家搬到臺北去，以便未來更有發展。

王維的家譜主要是靠着王維那身爲宰相的弟弟王縉，才得以儲存下來。唐代對宰相的家譜總會盡量保留，然宰相王縉，他的家譜卻只從他的高祖父──趙州司馬王儒賢開始記起。王維、王縉兄弟的父祖們：從高祖父王儒賢、曾祖父王知節、祖父王冑、父親王處廉，有三代官只做到司馬，司馬只是「從五品下」到「正六品下」的官，不算高官。對於這個歷史事實，入谷仙介解釋道：「王儒賢和他的後嗣四人中，有三人官只做到州司馬，也是因爲受家族地位所限，面對一道難以攻破的門第之牆，而從山區的祁縣舉家遷移到稍靠近首都的繁華地蒲州，應該是出於靠攏中央集權的願望」 。

家族地位、門第，這在唐朝初年尚是一個殘存的社會問題。初唐時，真正的大家族，威望能蓋過皇室。擁有胡人血統的皇室李家，爲了在大家族面前擡得起頭來，將自己的血統向上攀緣到老子李耳。至於爲什麼是老子，或許跟六朝以來玄學盛行的風氣有關。玄學中，《易經》、《老子》、《莊子》（俗稱三玄）是士人間最崇尚的經典。讀書人往往以能夠談三玄，當作優雅高貴的象徵。而李家自稱是三玄中老子的後代，證明自己擁有高貴的血統，並非一時暴起的政治暴發戶，在名門望族面前或許能扳回一點顏面。這種託付名人之後的習慣在中國很常見，不一定要經過多麼詳細的考證，不一定要一代一代推出來，它有時是一種信念的宣稱，目的在確立自身在當代的地位。

在這樣的'風氣中，入谷仙介認爲，王維的家庭中，母親一方應該具有較權威的發言權。王維的母親姓崔，被封爲博陵縣君（縣君是朝廷給官員妻子或母親的封號）；如果她的家族就是博陵崔氏的話，那麼她是當時的大貴族之一，在家裏的地位應該很高，能對家裏的大事拿主意。王維十七歲時，寫下有名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其詩道：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差茱萸少一人。

這意味着王維十七歲時已經離開故鄉，在長安謀求發展了。王維在這麼年輕時便離鄉背景，無依無靠的到一個沒有親人、沒有兄弟的地方，入谷仙介認爲這可能是崔家德高望重的人下的決定。「即便這位博陵縣君屬於崔氏中不起眼的末流，也能夠爲重振門庭而向中央政權送出自己的孩子。於是，還是紅顏少年的王維，懷抱着對前途的巨大希望和忐忑不安，帶着以母親爲首的周圍親人的期待，離開生養自己的家，向都會出發了。」

二 少年王維

據入谷川介分析，王維享年應當是六十三歲，而非《新唐書》所載的六十一歲。 王維十九歲時，在京兆府試中得了解元，亦即京兆府舉人考試中的第一名。京兆府考區，在當時是聚集了唐朝最強的考生。京兆府錄取的十名的舉人，往往會全數考上進士，再不濟也會有七八個考上進士。 因此，十九歲就能在京兆府考區考取第一名，可見王維確是早慧的青年。

王維集中註明寫作年紀的詩只有十首，最早的是十五歲，最晚的是二十一歲。二十一歲以後的詩不再註明年紀。這種特別註明年齡的作法，意味着天才少年王維的作品有其盛傳期。人們驚訝於作者詩作之佳以及年紀之輕，因此年紀被特別記錄下來。二十一歲以後，王維不再註明寫作年紀，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年紀對王維來說已不再值得誇耀。入谷仙介認爲，王維二十一歲時，他的身分地位產了了重大的變化，極有可能王維是在二十一歲時考取進士。

《新唐書》中稱王維「九歲知屬詞」，從小就才華過人；而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籤》舉「詩人早慧者」，以「權德輿三歲」爲開端，列舉杜甫、李賀、王維、李白、元稹、白居易等二十餘人。在唐朝，朝廷爲兒童設制了「童子科」，讓兒童能夠得到國家直接的栽培。這些兒童中，有的後來成爲國家的棟樑人物，證明了朝廷的苦心栽培是值得的；於是父母留意兒童的才能，投入教育的力量。但後來風氣漸衰，畢竟經過長期的時間證明：神童不一定能成材，起跑點的領先，不代表能永遠領先下去。然而可以說，沒有比唐朝更重視神童的時代了。

在這種時代氣氛下成長的王維，不難想象，他那自小就具備的才華是如何重家人的重視。幾乎家人把帶領王家走向富貴的希望，都寄託在王維身上。可能王維從小被加上這樣的期望，影響了他的人格特質。從他後來的遭遇與反應來看，他總是想置身於權勢和文化中樞的一隅，即使一時外任地方官，以後也一定要設法回到這個中心。然而，他在權勢中心稍一留滯就會心情很糟，不斷地想從中逃脫出來回歸自然的懷抱。他的心態深層是處在靠攏中心和被中心排斥的矛盾氛圍中。也就是他內心希望能靠攏權勢中心，但他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個性，在現實中會是被排斥的異端分子。祖輩的夙願和現實的矛盾，要經由王維一個人來解決了。

王維向長安進發後，很快地打入上流社會。《舊唐書》記載：王維在開元、天寶年間，以一個詩人聞名於世，「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這段文字除了表現王維受到貴族們的禮遇之外，入谷仙介還逆向思考，得出一個有理的結論：「也就是說，當時諸王是他（指王維）的重點交際對象。」

入谷仙介分析，唐玄宗剛即位時的所謂「諸王」，具有不同尋常的分量。唐玄宗並非經過正常手段繼承來的，經過武則天及其後的宮廷鬥爭中，許多皇室成員都未能倖免於難；唐玄宗的帝位也是透過政變，以優異的功績獲取來的，因此他對殘存不多的皇室諸王抱持兩種態度：一個是儘可能給他們享樂、給他們優待，另一是儘可能的不讓他們參政議政。讓諸王漸漸地失去政治勢力、且沉溺在歡樂之中。唐玄宗剛即位時，與諸王都只是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退朝之後，唐玄宗卸下皇帝的架子，和他們以家人的禮節對待，一同講論、賦詩、下棋、飲酒、打獵、彈奏樂器……，過着自在逍遙的生活。 因此諸王雖無雄厚的政治勢力，但卻很受皇帝的看重與禮遇。後來玄宗的皇子們、以及諸王的王子們，他們在新的長安社交界成長起來，但那種諸王與皇帝相親相愛的盛況，已經不能跟唐玄宗時代相提並論了。

王維受到諸王禮遇，受的便是唐玄宗時代的諸王。這個時代中，「多才多藝」，頗能受到王公貴族的賞識與禮遇。《集異記》中有一則故事，白話的意思是：

王維爲了獲取公主的賞識提拔，在岐王指點之下，打扮成俊美的琵琶樂師，帶着得意的代表詩作十首，到公主府中表演。公主對少年樂師的琴技感到佩服，正驚歎間，岐王說這個少年的詩更爲出色。公主問少年是否有帶他的詩作前來，王維取出詩作呈上。公主一讀，大爲驚訝，說：「這些詩都是名作，連兒童都能朗朗上口。我一直以爲是古人佳作，想不到是你寫的！」遂令王維更換衣服，以客人之禮接待。王維風流瀟灑、幽默風趣，擄獲在座衆人的心。岐王說：「如果今年京兆府能錄取他爲解元，那真是國家的幸事了。」公主說：「怎不叫他去考呢？」岐王說：「他脾氣很固執，追求完美，曾說如果考不上解元，寧可不考。可是公主已經要把解元評給張九皋了（按：唐朝考試有一不良風氣，考卷可公開的溫卷、名次可事先給定），他便無意應考了。」公主笑說：「那也沒什麼。張九皋只是人家拜託的而已。真要論才學，這位少年才應該拿解元啊！」轉身對王維說：「你應該要得解元。我會想辦法讓你得解元的。」王維拜謝，於是公主召來試官，吩咐一番，王維因此考上解元。

故事雖然是假的，但故事不能完全地假造，王維必然是有某些形象符合人們的幻想，因此纔會以王維的名字假造故事。怎樣的形象呢？年輕、俊美、多才多藝、受貴族欣賞、少年得志。這些形象使王維適合當一個故事中的人物，因此有了《集異記》中的這個故事。對照《舊唐書》的記載，王維確實受諸王禮遇賞識，《集異記》編撰這個故事時，也不能說是完全的空穴來風。

王維考上進士前，已經受到諸王賞識、名滿長安了。今存王維詩作，大約只有王維全部詩作的一成，在這一成的詩作中，有十首是確定在他二十一歲之前的作品。這十首詩，有三首是樂府。此外還有《息夫人》的內容也很像樂府。爲什麼樂府詩佔有這麼高的比重呢？這是不是透露了什麼值得玩味的訊息？

注：《王維研究》，日本學者入谷仙介70年成，中華書局已經翻譯出版。有評論者認爲，這位日本學者佔據的許多材料在國內研究者那裏見不到，而且對王維詩的體會也恰恰更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