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浪淘沙令

王安石《浪淘沙令》下片寫“湯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經點明瞭“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夠遇合，那就會出現“風虎雲龍”的局面。

浪 淘 沙 令

王安石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爲釣叟一耕傭。

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

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只在笑談中。

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譯文

伊尹和呂尚兩人曾是農夫和漁翁，他們曾經歷所有的窮困而發達。如果不是湯王、文王發現並重用，他倆也就老死山野了。湯武二帝雖然是偶遇賢臣，使得如雲生龍、風隨虎一般，談笑中建起了王業。可是直到千載之後的今天，伊、呂兩人的功勞又有誰敢與其爭比!

鑑賞：

這首詞歌詠伊尹和呂尚“歷遍窮通”的遭際和名垂千載的功業，以抒發作者獲得宋神宗的知遇，政治上大展宏圖、春風得意的豪邁情懷。

它不同於一般古代詩人詞客種籠統空泛的詠史作品，而是一個政治家鑑古論今的'真實思想感情的流露。全詞通篇敘史論史，實則以史託今，蘊含作者稱讚明君之情，這正是本篇的巧妙之處。

起句“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從窮、通兩個方面落筆，寫伊尹、呂尚前後遭際的變化。

伊尹(yī yǐn)，原名摯;尹，是他後來所擔任的官職。傳說他是伊水旁的一個棄嬰，以“伊爲氏，曾傭耕於莘。” “莘，古國名，其地今河南開封附近，商湯娶有莘氏之女，他作爲陪嫁而隨着歸屬於商，後來得到湯王的重用，纔有了作爲。

呂尚，姜姓，呂氏;名尚，字子牙，號“太公望”。傳說他直到晚年還是因頓不堪，只得垂釣於渭水之濱，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獵，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輔文王，繼佐武王，終於成就了滅商興周之大業。

伊、呂二人的經歷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們都是先窮而後通，度過了困窘之後才遇到施展抱負的機會的，所以說他們“歷遍窮通”;呂尚顯達的時候，年歲已老了，所以稱作“衰翁”。

當伊、呂爲耕傭、釣叟之時，假如不遇商湯、周文王，則英雄終將老死巖壑。伊、呂是值得慶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運卻是大可惋惜的，因爲那些人沒有被發現、被賞識、被任用機會，他們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沒了的英雄。

下片，“湯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經點明瞭“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夠遇合，那就會出現“風虎雲龍”的局面。意思是說，雲跟隨着龍出現，風跟隨着虎出現。人世間如果出現了聖明的君主，那麼，談笑之間就輕而易舉地完成了興王道、建國家的大事業。伊、呂有真實的本領，果然能夠做出一番事業來，這樣，才真正稱得起是人才。因這是問題的實質之所在，所以“興王”一句在全詞中是很有分量的。

結尾，也是對這一句的引申，說伊、呂不僅功蓋當世，至今超越千載，也沒有人能夠與之匹敵。歌頌伊、呂的不朽功業的背後，伊、呂的相逢明主和建立功業對於王安石來說，無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從中受到了鼓舞，增強了推行變法的決心和勇氣。

作者簡介：王安石人物評價

參見詞條王安石變法的相關評價

韓琦：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司馬光：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黃庭堅：餘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張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啓之。

朱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然)卒之羣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爲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爲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

崔鶠：除異己之人，着《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

敖器之：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

羅大經：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顏習齋：①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裏，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蔡東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於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爲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爲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爲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爲。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鬥鶉少年，尤關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係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

梁啓超：①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②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列寧：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

毛澤東：(王安石)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余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後，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爲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