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稀缺性與制度起源論文參考

一、問題的提出

制度起源是一個制度發生學意義上的問題，它要探索的是制度爲什麼會發生、怎樣發生等基本問題。制度的起源至少存在三個層次的含義：一是制度在根本上的從無到有;二是在特定製度環境中新制度的創立;三是從已有的制度過渡到更新的制度。一般認爲，制度是沿着演化和構建這兩條不完全相同的路徑起源的。若追溯最初制度的起源，則是由長期無意識的演化生成的。演化強調行動者的無意識性或無目的性，即使行動者是基於有限理性算計的，互動的結果也不是預先就存在於行動者的目標函數之中。而在特定製度背景下新制度的創建，則有明確的製造主體，即普通個人、社會精英或者利益集團，他們爲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意識地透過自身的能動性對制度進行設計或者施加影響，從而形成新的制度或者改變舊的制度。構建強調行動者有意識地將互動結果預先固定下來，並存在於其目標函數之中。

關於制度起源的原因，新古典制度經濟學家諾思、舊制度經濟學家康芒斯等人以資源稀缺性的不斷提高爲基點，從不同的層面進行了闡述。諾思從經濟史的角度對產權制度的起源作了深入的考察。他根據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關於史前人類的研究成果，分析得出最初的產權起源於公有產權，隨後纔出現私有產權，而產權界定的需求則來源於人口增長所導致的資源稀缺性的不斷提高。當動植物相對於人類人口的需求還算豐盛的時候，就沒有激勵機制去承擔因建立和行使產權所產生的費用。只有在稀缺度增大的過渡時期內，才值得去承受建立和行使產權所必需的費用。產權才能夠限制資源開發的速度。從歷史上看，產權的演變過程包括，首先是不準外來者享用資源，然後是制定規則，限制內部人員開發資源的程度。諾思以人口增長作爲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的內生因素，而因此誕生的產權制度卻被認爲是限制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的外生因素，對人口增長本身並不存在任何約束性。那麼產權制度的出現對限制資源稀缺性的不斷提高是否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有效性，便直接關係到在理論上對制度起源做出合理解釋的可能性。

與諾思對人口增長導致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的理解不同，康芒斯將人的自私本性作爲導致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的根源。他對利益衝突的解決進行了分析，認爲制度用以約束人的自私本性，產生於資源稀缺性所造成的利益衝突。由此將制度與其約束標的，即人的自私本性相關聯，一併納入到限制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的內生因素中去。無論是演化還是構建，制度起源的兩種路徑並非是涇渭分明的，制度的起源是自發演化與設計過程緊密的互動，若自發演化的習俗和慣例由法院裁決或憑以解決爭端，便帶有某種人爲設計的性質。

然而，資源稀缺性的本質是什麼?它是否可以被理解爲一個絕對概念?若是，則即便制度是作爲限制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的內生因素而創生的，又怎會具有其存在的終極價值?缺乏對資源稀缺性本質涵義的清晰理解，是諾思與康芒斯未能分別以人口增長和自私本性兩個主要因素加以充分闡釋的根本原因。那麼，制度起源於對資源稀缺性的緩解，其約束標的究竟何在?制度在其約束標的與資源稀缺性矛盾協調的過程中，又是如何創生的?

本文立足於佛教的經濟學觀點，依據《大藏經阿含部》的相關經典，採用文獻分析的方法，在新古典制度經濟學和舊制度經濟學關於制度起源於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的基本論述之上，進一步探析資源稀缺性的本質以及由此起源的制度的約束標的，旨在明確制度創生的一般形式和路徑。

二、資源稀缺性：生態循環失律

佛教在《長阿含經世記經》(又稱《起世因本經》)中揭示了資源稀缺性的本質內涵，即資源稀缺並非是資源絕對量的不斷減少，而是由於對資源的過度採掘破壞了其可再生能力所造成的生態循環失律狀態。

在人類生存早期，自然生態呈現良性循環，資源相對於一定人口的需求而言是高度豐盛的。彼等衆生餘福力故，不須耕種，而有自然粳米出生。若有欲須，日初分取，於日後分，即復還生;日後分取，日初還生;成熟一種，若不取者，依舊常在。由於早期人類適時而取、適度而取，在一定時期內對資源的採掘率遠低於資源自身的可再生率，生態良性循環得以持續，因而並未出現資源稀缺的狀況。

《長阿含徑世記經》中指出，生態循環失律產生於人不自覺的懶惰懈怠，而康芒斯所認爲的導致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的根源人的自私本性，也便由之而生。時彼衆生，福漸薄故，懶惰懈怠，貪吝心生，作如是念，今此粳米，不曾耕種，何用辛苦，日初日後時別各取，徒自睏乏，我今寧可一時頓取，遂即並取。由於最初在生態良性循環的狀況下，資源的生產是自然富足的，以至於人類不需要透過勞動來獲取所需，因而逐漸滋生長養了懶惰的習性，要求一次採掘的資源數量在能夠滿足一日所需之後，還可以提供數日所需，以避免多次採掘的辛苦睏乏。過多的採掘是爲日後的消費需求預備供給，必然要對剩餘數量的資源進行貯存，這就又使人滋生長養了貪吝的心性。

在早期人類的羣居生活中，個體的懶惰習性會發生傳遞效應，使他人競相效仿。如《世記經》中講到：時餘衆生，喚彼人言：食時節至，可共相逐，收取粳米。彼人報言：我以一時，爲日初後，頓取將來，汝欲去者，可自知時。彼作是念，此衆生等，善作快樂，於日初後，一時頓取，我今應當爲兩三日，亦可並收。即便悉取。爾時更有別衆生，喚彼衆生言：我等可共收取粳米。彼即報言：我前總已，取三日分，汝自知時。彼衆生聞，復作是念：此人甚善，我今亦宜一時並取四五日分，爲貯積故。由此可見，在一定時期內，個體的懶惰習性雖然初始要求一次採掘的資源數量可以滿足數日所需，但由於在諸多個體之間的傳遞效仿過程中不斷得以強化，導致受影響者一次採掘所要求的預備供給較之影響者出現成倍遞增。於是，時彼粳米，即生皮糩，裹米而住。被刈之者，即更不生;未刈之處，依舊而住。其此稻穀，即便段別，叢聚而生。在一定時期內資源可再生率不變的情況下，羣體採掘率成倍累加，均次採掘率急劇下降，使資源可再生能力迅速遭到破壞，最終導致生態循環失律，造成資源稀缺的嚴重後果。

佛教對資源稀缺性本質內涵的揭示，從理論上預示了制度起源的意義和存在的終極價值。正是因爲資源稀缺並非一個絕對概念，制度作爲限制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的內生因素而創生，才具有恢復資源可再生能 力進而 扭轉生態循環失律狀態的可能性。

三、制度的約束標的

正如前所述，人的懶惰習性是導致生態循環失律、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的根源。因此，制度致力於對資源稀缺性的緩解，必然用以約束人的懶惰習性，而這種約束力卻是在私有化無序發展的狀態下，透過使勞動生產成爲必要的謀生手段來實現的。

從佛教的觀點來看，人的懶惰習性促使人類的產權形態發生演變。《世記經》中展示了人類最初的產權形態，即把有資源附着的土地作爲公有產權或共同產權。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類樸素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體的財產每一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爲共同體的一個肢體，作爲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佔有者。在公有產權的形態下，個體對自然資源保持適時、適度的採掘與索取，是生態良性循環得以維護和持續的重要前提。然而，由於對個體而言，資源的消費是缺乏成本約束的，懶惰習性的長養與貪吝心性的滋生使得爲貯積故，一時競相併取，導致生態循環出現失律，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雖然恩格斯也認爲私有產權出現的根本原因在於有了貯積(即剩餘財富)，但在佛教看來，這是一種自然起源，並非人類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而且，私有產權自然起源的初始形態僅僅是附着於土地的資源，並不涉及個體對土地的所有權。隨着資源稀缺性的不斷提高，人類需要正視生態循環失律下的生存狀態，以往非勞動索取的生存方式將逐漸向勞動生產的生存方式發生革命性的轉變，而這恰恰說明了私有產權的出現對人類生產力起步與發展的迫切要求。

私有產權自然起源的條件在於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本身能夠爲每一個體支付生存成本。然而，生態系統在某個特定的閾值內，並不意味着能夠爲每一個體因懶惰習性而滋生的貪慾膨脹支付相應的成本。在生態循環失律狀態下，每一個體都必須要爲私有產權的取得而付出合理的代價，這種代價無非在於透過勞動生產來獲得生存所需及其之上的剩餘財富。問題在於，私有產權的自然起源本身是一種無序狀態，勞動生產也並非是每一個體的自覺行爲。在私有化無序發展、加劇深化其與資源稀缺性之間矛盾的過程中，又如何才能確立和保障勞動生產成爲每一個體必要的謀生手段呢?

可以說，制度就是作爲協調私有化無序發展與資源稀缺性之間矛盾的產物而創生的，制度創生的目標在於使勞動生產成爲必要的謀生手段。《世記經》中講到：我等今者，宜應分疆結作界畔，並立謫罰。彼是汝許，此是我分，侵者罰之。諸比丘，此因緣故，世間便有界畔、謫罰名字出生。這其中，所謂界畔即是按羣體人數劃分公有產權有資源附着的土地，並對每一個體的財產權利進行初始界定，它使每一個體在各自所限定的土地所有權範圍內對資源進行採掘與消費，形成了一定的成本約束，各自獨立承擔因懶惰習性而採取一時並取和貯積等行爲的後果。界畔推進並實現了私有化從無序狀態向有序狀態的轉變，使私有產權的形態由附着於土地的資源向有資源附着的土地發生變化，透過將資源稀缺的風險進行分割與攤派，有效緩解了因過度採掘而造成整體資源稀缺性不斷提高的惡性狀況。其次，所謂謫罰即是針對個體侵犯他人私有產權的行爲所實施的強制約束，它以界畔爲前提，進一步保障了私有化的有序性，使每一個體不再像先前那樣能夠隨意佔用公有產權。個體在面臨各自所限定的土地所有權範圍內的生態循環失律狀況時，只能透過勞動生產這一途徑來解決自身的資源稀缺問題，而原來的非勞動索取行爲在公有產權被劃分界定之後將視作偷盜。

四、制度的創生

所有的制度都是關於產權的制度。在協調由懶惰習性所引起的私有化無序發展與資源稀缺性兩者之間的矛盾過程中，制度是透過界畔和謫罰這兩種形式將私有產權以有資源附着的土地形態確立下來的。而在此之前，公有產權雖是無形存在的，但並未被意識到，只有當私有產權以附着於土地的資源形態自然起源，並且其無序發展已威脅到整個羣體的存亡時，公有產權的存在纔開始被意識到。這也就是個體理性會引致集體非理性的所謂囚徒困境，它是經濟學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私有化從無序狀態向有序狀態的轉變是一種由無意識到有意識的演化趨勢，當囚徒困境中羣體福利損失表現爲生態循環失律時，人類的認知才得以進化，對制度的需求也異常強烈，此時這種演化趨勢爲私有產權制度的建構設定了標準，使之具有適應性。從這個意義上看，制度總歸是要透過建構創生的，它伴隨着經濟社會狀態的演化和人類認知水平的進化，是歷史進程中的駐點。

有關囚徒困境的'出路，一般認爲可以引入制度的生產者國家或者政府，透過直接構建一種合作性的制度，對不合作者進行懲罰，來調和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然而佛教認爲，國家或者政府的引入本身就是一種制度的創生，其初始作用不在於生產額外的制度，而是要確保當前私有產權制度的穩定性。正如謫罰需要一個具備公信力的主體來加以實施，否則就不能保障以界畔的形式維護私有化的有序性，以致造成私有產權制度應有效力的缺失。那麼可以說，在私有產權制度的構建背景下，國家制度是作爲一種派生的制度需求而創 生的。這一點在 《世記 經》中 有 充 分 的說明：

爾時別有餘一衆生，自惜己稻，盜他稻穀。餘人見已，即告彼言：謂汝衆生，汝惡作也，汝惡作也，云何自有，盜取他稻。呵已而放，更莫如此。而彼衆生，已復再作，亦且呵放，如是再三，猶不改悔。麤言呵責，以手打頭，牽臂將詣衆人之中，告衆輩言：此人盜他。而彼衆生，對於衆前，拒諱爭鬥，語衆輩言：此之衆生，麤惡言語，罵詈於我，以手打我。時彼衆輩，聚集憂愁，悲哭叫喚：我等今者，相共至此，困惡處也。我等已生惡不善法，爲諸煩惱增長未來生老苦果，當向惡趣。現見以手共相牽排，驅遣呵責：我等今應求正守護，爲我作主，合呵責者正作呵責，合謫罰者即正謫罰，合驅遣者即正驅遣。我等所有田分稻穀，各自收來，彼守護主，有所須者，我等供給。大衆如是共平量已，時彼衆輩，即共推求正守護者。

可見，若界畔未能使個體侵犯他人私有產權的行爲受到行之有效的謫罰約束，那麼在羣體中就需要一個具有道德威望的主體來主持公正，以保證謫罰實施的有效性，進而保障界畔確立的穩定性。於是，爲作正主，訶責謫罰，驅遣平正，無有侵凌。衆斂稻穀，而供濟之，不令短闕。如是依法，爲作田主。以從彼等衆生田裏，取地分故，因即立名，爲剎帝利(剎帝利者隋言田主)。時彼衆生，悉皆歡喜，依誡奉行。從中可以看出，國家制度起源於田主制度的確立。田主自身不再佔據私有產權，他有別於羣體中的其他個體，必須從勞動生產中脫離出來，行使管理者的職能，即憑藉自身在羣體中的道德威望，維護現有各項制度的有效執行。與此同時，羣體中的其餘個體將各自產權收入中的一部分支出供養田主，以維持田主的生計，由此便出現了稅收的雛形。對每一個體而言，稅收支出等於產權收益與生存成本的差額乘以稅率，但稅收總額用於維持田主的生計，至少要等於個體的平均生存成本，即羣體中個體產權收益總額大於個體生存成本總額時，無論任意個體的產權收益是否大於其生存成本，稅收總可以作爲必要的生產成本而使國家制度的創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總之，制度是按照其需求層次的不斷擴展而逐步得以構建、完善，最終形成一個有機體系的。私有產權制度創生於私有化無序發展與資源稀缺性之間的矛盾中，進而以國家制度的創生爲需求來保障自身的穩定性。國家制度的建構是以稅收爲必要的生產成本的，而稅收的來源反過來又是以私有產權制度的穩定性爲前提的。

五、結語

制度的產生、演變及其與經濟活動的關係，是制度經濟學的一般研究範疇，而佛教在其三藏經典中對此卻早已有較爲詳盡的闡述，主要觀點有：

第一，制度起源於人的懶惰習性所導致的資源稀缺性的不斷提高。資源稀缺並非是資源絕對量的持續減少，而是由於對資源的過度採掘破壞了其可再生能力所造成的生態循環失律狀態。

第二，制度致力於對資源稀缺性的緩解，是以人的懶惰習性爲約束標的的，而這種約束力卻是在私有化無序發展的狀態下，透過使勞動生產成爲必要的謀生手段來實現的。

第三，制度是作爲協調私有化無序發展與資源稀缺性之間矛盾的產物而創生的。伴隨着經濟社會狀態的演化和人類認知水平的進化，制度按照其需求層次的不斷擴展逐步得以構建、完善，最終形成一個有機體系。在一個制度體系中，私有產權制度創生於人類無意識狀態下公有產權向私有產權的無序發展所發生的演變之後，進而以國家制度的創生爲需求來保障自身的穩定性。國家制度的建構以稅收爲必要的生產成本，而稅收的來源反過來又以私有產權制度的穩定性爲前提。

在佛教看來，一個完善的制度體系是對生態循環失律的有效彌補。這其中勞動生產成爲必要的謀生手段，迫使人類生產力得以起步與發展，並在原有的框架下不斷推進制度體系的擴展和完善。但這卻不是一個理想的狀態，因爲人類生產力越是發達，制度體系越是完善，甚至夢想一些制度完美到不需要任何人都是好人的程度，意味着生態循環失律已加劇惡化，資源稀缺性也更爲嚴重。歸結起來，根源在於人的懶惰習性與貪吝心性所發生的傳遞效應在羣體中造成了普遍的道德缺失。當羣體中只有爲數不多的個體仍保持着原有的道德理性，並能引起其餘個體足夠的關注與重視時，便可憑藉其公信力維護私有產權制度的穩定性，那麼國家在這個意義上自然就是羣體道德普遍缺失過程中的特定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