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樣妥貼與陶謝風流論文

據《宋史·辛棄疾傳》和《中州集》所記,辛棄疾在投宋前,有一位年長的同學党懷英,與他一同師從劉瞻和蔡鬆年。完顏亮南侵,辛棄疾率衆南下,而党懷英得則留在了北方的金源。

党懷英幼年聰慧異常,“少穎悟,日授千餘言”。但家境貧寒,“簞瓢屢空,晏如也”。37歲考中進士,歷任國史館編修官、泰寧軍節度使、翰林學 士承旨等職,壽終正寢,享年78歲,諡曰文獻。

党懷英大器晚成,與他長於詩文、書法密切相關。在文學史上他雖然遠沒有辛棄疾的地位,但在當時的北方,也是名著當代,領袖羣倫。他去世之後,元好問視其爲金王朝“國朝文派”代表人物之一。

後人說党懷英“不以世務嬰懷,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娛”。但他進入仕途後,工作相當投入。大定二十一年(1181),党懷英進入翰林院,此後二十多年他基本上都在翰林院任職,由於職責所在,他經常撰寫制誥等應用性強的公文,又由於這類文章關係到他的名利地位,所以他總是精心結撰,往往匠心獨運,獨步一時。趙秉文稱讚他“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竹溪先生文集引》),元好問認爲,他的制誥文“百年以來,亦當爲第一”(《中州集》卷三)。那麼,他的制誥文到底好在哪裏?

將耿耿忠心與文學技巧結合起來是党懷英制誥文的過人之處。元好問曾徵引他爲皇叔完顏永蹈伏誅所作的詔文,曰:“天下一家,詎可窺於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於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中州集》卷三)完顏永蹈是金世宗之子,元妃李氏所生,是當時皇帝金章宗的叔父,明昌三年(1193),他勾結內侍陰謀篡奪皇位,被金章宗所殺。党懷英的詔文既有義正辭嚴的國家大義,又有委婉不得已的血肉親情;既針對完顏永蹈的個案,又兼及同類事件,真是妥貼周詳,堪稱詔文典範之作。郝經形容党懷英的文章“官樣妥貼腴且豐”,如果說官樣妥貼還只是優秀公文的通式,那麼“腴且豐”則是公文更高的標準。党懷英的公文究竟怎樣“腴且豐”?已不得其詳。

党懷英的文章,常有一副“官樣”,而詩歌卻表現出另一副“自然人”的面貌。大概寫作公文是其職業行爲,創作詩歌則是業餘愛好,以抒發個人的感懷爲主。他的詩歌卻始終含有一種高情遠韻和陶謝風流。如初入官場時所作的《穆陵道中》寫夏日景緻色彩豔麗,活潑跳動,類似王維的山水詩。大定十五年(1175)在潁州(今安徽阜陽)所作的《西湖晚菊》《西湖芙蓉》,豔麗清冷,孤寂幽怨,既嚮往陶淵明的隱逸情懷,又隱含孤芳自賞、不爲時知的幽恨。元好問很喜歡這兩首詠物詩,認爲黨詩出於柳、蘇二家,但“辭不足而意有餘”,“有騷人之餘韻”(《中州集》卷五)。

最能代表党懷英詩歌成就和特點的是他晚年所作的《雪中》四首。其一曰:“詩人固多貧,深居隱茅蓬。一夕忽富貴,獨臥瓊瑤宮。夢破窗明虛,開門雪迷空。蕭然視四壁,還與向也同。閉門捻鬚坐,愈覺生理窮。天公巧相幻,要我齊窮通。衝寒起沽酒,一洗芥蒂胸。”詩人因雪而夢入瓊瑤宮,享盡一夕富貴,夢醒過後窮困依舊,由此而感悟窮通如夢幻,飲酒驅寒,自得其樂,沖淡自然。所寫夢境應有象徵意義,象徵其由窮變富再歸於窮的人生。其二曰:“翻翻雪中鴉,飛鳴覓遺粟。雪深不可求,繞屋啄寒玉。顧我如鴟鳶,多儲有餘肉。我亦生理拙,凍臥僵雪屋。日午甑無煙,飢吟攪空腹。豈不知屠沽,肥甘隨取足。幸待春雪消,吾猶多杞菊。”先寫雪中寒鴉,體物工細,如在目前,後寫自己忍耐飢寒,不願像屠沽一般,取肥食甘,而是期待着品嚐春雪之後的杞菊,表現出詩人的高潔情懷,這類詩正如趙秉文所說,“興寄高妙,有陶謝之風。”(《竹溪先生文集引》)。

與陶謝詩風相伴的'是党懷英後期詩歌的體物精細。如《奉使行高郵道中》其二:“細雪吹仍急,凝雲凍未開。牽閒時掠水,帆飽不依桅。岸引枯蒲去,天將遠樹來。行舟避龍節,處處隱漁隈。”冬日出使,船行河上,順風順水,心情也很順暢。頷聯摹寫船行牽繩鬆馳不時掠水、帆檣高張的狀態,頸聯再現在快速行駛的船上岸邊草木倒退的感覺,用平常語,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又毫不費力,足見其觸物感興、自然含蓄的特點。

陶謝風流與官樣妥貼似乎是對立的兩極,卻並存於党懷英一人作品之中,這正好折射出文人官僚的兩面性:詩歌承襲傳統文人的清高品格,公文則透出官員本色。只是党懷英將這兩方面結合得較好,所以獲得了來自在朝在野者的雙面肯定。但這種結合何嘗不是雙刃劍?他精心結撰的官樣文章多少衝擊了他的文學創作,削弱了文學創作個性。事實證明,官樣文章有當下應用價值,能博得實在的名利,卻難傳久遠。党懷英那麼受稱讚的官樣文章還不是亡佚殆盡!比較而言,辛棄疾在仕途上遠不及党懷英風光,在文學創作(尤其是詞)上卻大大超過党懷英。引人遐思的是,如果辛稼軒不投奔南宋,他的文學創作是不是也與黨懷英不相上下呢?那將是文學史上多麼重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