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與經典同行徵文1500字

　　導語：中國悠久的閱讀歷史，形成了豐厚的讀書傳統，這種傳統的積澱與承繼，對後世讀書人有着重要的影響，小編整理有關閱讀與經典同行的徵文，歡迎閱讀。
 

第一篇：閱讀與經典同行

中國悠久的閱讀歷史，形成了豐厚的讀書傳統，這種傳統的積澱與承繼，對後世讀書人有着重要的影響，讀書人在心理上和閱讀的價值取向上無不受其支配。中國閱讀傳統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閱讀的思想與方法，然而閱讀的目的與動力還有着強烈的現實需求，這種需求深刻而廣泛地影響着讀書人的閱讀價值觀。

首先，是“學而優則仕”。從孔夫子提倡讀書做官，到《大學》中闡發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隋代初年創科舉制度，到宋代流傳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等，一個很鮮明的目的：讀書以致富貴。這一傳統是中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響。

其次是勤學苦讀。在中國閱讀史上，勤學苦讀的感人事例層出不窮，如“懸樑刺股”、“鑿壁偷光”、“囊螢映雪”、“韋編三絕”等等，這些故事曾激勵過數千年來讀書人發憤攻讀，積極進取，其影響至今猶存。

第三，對文字的尊重。過去的讀書人，往往都是藏書人或抄書人。印刷術在我國發明得很早，但印本書籍的流傳仍不是很普及。宋代的雕版印刷術雖然已經流行，但印出的圖書品種一般不是很多，或僅限於一些經史名著。在11世紀初期，《史記》、《漢書》等，一般讀書人還要靠手抄。古代中國讀書人的抄書，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過去的學者認爲，好書當抄，抄書有益，抄書也是一種讀書與學習的方法。書既不易得，讀書人對書的敬重與珍視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書家孫從添在所著《藏書記要》中的一段記敘，頗能反映讀書人的一般心態。他說：

且與二三知己，與能識古本今本之書籍者，並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書之久不刷印、某書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間訪於坊家，密求於冷鋪，於無心中得一最難得之書籍，不惜典衣，不顧重價，必欲得而後止。其既得之也，勝於拱璧。即覓善工裝訂，置之案頭，手燒妙香，口吃苦茶，然後開卷讀之，豈非人世間一大韻事乎?

書不僅因貴重而加珍視，同時，書也是讀書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明代一學者曾說：可無衣、可無食，不可以無書。衣食本是不可無的，這裏只是想表明書的重要。讀書人常常嗜書如命，並從中獲得樂趣。在讀書人尊重文字的基礎上所構建的私人閱讀空間，書房的內外環境、買書、藏書、借書、抄書、讀書，某些讀書人的如癡如瘋，正是中國閱讀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

書籍是讀書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書籍中，經典又具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讀書人心目中，經典具有力量，經典或閱讀經典具有重要的象徵性意義。唐代魏徵在《隋書經籍志序》中，對經典的力量與象徵意義作了極爲精彩的概括，他認爲：經籍是聖賢智慧的結晶，可以用來領悟宇宙的奧妙，探究天地、陰陽的消息，端正世間的綱紀，弘揚人類的道德。經籍顯則可救濟世人，經籍藏則可獨善其身。讀經籍可令人進步，否則就會落後。成大業者能推祟經籍，則將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普通人能以經籍爲念，則將爲世人所重。統治者若要樹立政聲、顯揚德威、敦勵教化、移風易俗，哪有不從經籍而來呢?

首先，經籍是知識的寶庫，古今中外的讀書人，在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蘇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中說：經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弊的，人的天分不同，賢或不肖，讀書都會各有所獲。英國哲學家波普爾曾說：假使我們所有機器和工具，連同我們所有的主觀知識都被毀壞了，然而，只要圖書館和我們從中學習的能力依然存在，我們的世界就會重新前進的。經籍貯存知識，併爲人們的創造提供基礎。

其次，在中國科舉時代，經書，特別是四書五經，再加上朱熹的註解，一直成爲科舉的最重要的教科書，成爲讀書人踏入官場的階梯。千餘年間，讀書人無不深受其影響。

第三，經籍有助於甚或影響着國家的治理。我們現在是否能同意這一看法並不重要，至少我國古代學人是這樣看的。司馬遷在談到《春秋》時說，《春秋》明辨人事經紀，判別嫌疑、是非、善惡，以宣揚王道，是一部政治、百官之大法，人倫、禮義之大宗，有國者、爲人臣者，都不可不知《春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著書立說和史學研究，而是極具政治目的的。他在給皇帝的《進資治通鑑表》中稱：該書“專取關國家盛衰，系民生休慼，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又說，透過此書可“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資治通鑑》成爲治理國家的一面鏡子，頗受當朝皇帝的賞識，對後世皇帝及大小官員也有很大影響。即便在20世紀，有些人認爲該書也是公務員必讀的。

第四，經籍有益於國家的治理、信仰的確立和教化的形成。

第五，經籍或讀書具有象徵意義，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它體現了一個人的地位、權利或特徵。讀書會使一個人更有教養，即使不會，它也使一個人看起來有教養。我們在電視上常常看到，一些被採訪的人物常常坐在大書架的前面，這不正說明書是極具象徵意義的嗎?哪怕這些被採訪者根本不讀書，或根本沒時間讀書。當然，從閱讀史的角度看，我們更希望書不是象徵物，而應該是讀物。

第二篇：閱讀與經典同行

在中國，隨着西學的引進，科舉制度的廢棄，傳統經典與讀書人愈行愈遠。五四運動前後，新教育制度的確立和白話文的推行，青年學生，特別是中小學生，已不把傳統經典作爲主要讀物了。當時，有學者甚至說要把線裝書扔到茅廁裏去。因而，爲什麼要讀經典，在那個時代就已被提出。近一百年來，這一問題常常被人們提起。

近十餘年來，隨着新技術的發展，電視、手機與網絡的普及所造成的衝擊，使人們的閱讀時間大大減少了。與此同時，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所謂文化軟實力被學者們不斷宣揚，而閱讀傳統經典，宏揚中國文化，正是這種軟實力的必備內涵。

1923年，梁啓超在撰寫《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的同時，還寫了一篇《治國學雜話》的文章。在這裏，梁氏就爲什麼要閱讀傳統經典，提出了兩層意見。

一是，作爲中國學人，有必要讀一些中國傳統經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後的附言中說：“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此未讀，真不能認爲中國學人矣。”

二是，梁氏認爲，不僅需要閱讀必要的經典，對那些“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也需要熟讀成誦。他說：好文學是涵養情趣的工具，做一個民族的分子，總該對於本民族的好文學十分領略，能熟讀成誦，纔在我們的“下意識”裏頭，得着根底，不知不覺會“發酵”。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上形成共同意識，我們做這社會的分子，總要徹底瞭解他，纔不至和共同意識生隔閡。一方面我們應事接物時候，常常仗他給我們的光明。

那些傳統經典中的好文學，澆溉和滋養着我們的心靈，使我們有涵養與情趣;而聖哲格言，在爲人處事方面，給我們以指引，不致使我們陷入困惑的黑暗之中。在20世紀90年代，經過多次動盪的中國教育界，多少已意識到梁啓超的深意，開始強調學生的素質教育。

1925年，孫伏園在自己主持的《京報副刊》上，發出“青年愛讀書十部”與“青年必讀書十部”的徵文啓示。“青年必讀書十部”徵文，當時有七十餘位學者作家應徵。

1934年，《教育雜誌》主編何炳鬆向全國教育界徵詢“讀經”的意見。次年五月，《教育雜誌》將收回的七十餘篇文章以專輯的形式推出。其中收錄了時任無錫國專校長唐文治的意見。唐文治說：

竊維讀經當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爾典與吾華博士嚴幼陵相友善，嚴嘗以中國危亡爲慮，朱曰：中國決不至亡。嚴詢其故，朱曰：中國經書，皆寶典也，發而讀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豈有滅亡之理?餘謂朱說良然。吾國經書，不獨可以固結民心，且可以涵養民性，和平民氣，啓發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國，非讀經不可。

在唐文治看來，經書爲國家的根基，可以團結人民、提高素質、開發智慧，創造和諧社會。

1942年,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朱自清，寫成《經典常談》，此後多次出版或重印。作者在《序》中說：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

由朱自清的“文化”二字，可見六十多年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已經意識到中國文化受西方文化衝擊的問題，擔心中國人走向世界時會忘掉本民族的文化。作爲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自有着傳承民族文化的責任。六十多年來，《經典常談》也成了人們習讀經典的經典。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設立“錢賓四先生學術講座”，請84歲高齡的錢穆作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系列講座。在講演中，錢穆指出：有七部書是“中國人所人人必讀的書”。他說：我們今天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讀書人，應該讀四部書：一部是《論語》，一部《孟子》，第三部是《老子》，第四部是《莊子》。讀了這面，還應讀那面，這就叫“一陰一陽”。又說：這四部書都是古代的。若要再讀後代的，則我再舉三部。一是禪宗慧能的《六祖壇經》。第二部是朱子選的《近思錄》。第三部是王陽明的《傳習錄》。拿唐朝以下的三部，匯合上戰國時代的四部，可成爲中國新的《七經》。

錢先生終生致力於中國文化的研究，是一位“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其所《七經》說，乃其一生的讀書經驗之所得。

錢穆高足余英時，長期在美國大學執教。上世紀末，作《怎樣讀中國書》，主張讀傳統經典，提倡“舊書不厭百回讀”。該文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我們思考。他說：中國知識界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殖民地的心態，一切以西方的觀念爲最後依據。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還是來自西方，如“依賴理論”、如“批判學說”、如“解構”之類。所以特別是這十幾年來，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風吹草動(主要還是從美國轉販的)，便有一批中國知識分子興風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於中國書的解讀上面，這不是中西會通，而是隨着外國調子起舞，像被人牽着線的傀儡一樣，青年朋友們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則從此便斷送了自己的學問前途。

我們注重傳統經典的閱讀，或許源於中國悠久的傳統所賦予我們與生俱來的情感。然而，在美國，習讀經典名著，特別是習讀傳統經典，同樣是受人關注的話題。早在20世紀初，哥倫比亞大學就創設了“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兩門本科生的必修課。前者致力於提供一個歐洲文學名著的標準選目，後者提供一個哲學和社會理論名著選目。美國《紐約》雜誌的電影評論家大衛?丹比談到母校堅持開設這類課程的原因時說：學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費主義和平庸趣味的污染從來沒有遠離過這些經典著作名單。學校試圖透過它組織和教授這兩門課的方式驅除這種污染。首先，閱讀常常是艱澀的，對當代的學生來說尤其如此。這是對西方傳統的極度尊崇，而且校方堅持認爲它是必要的。……它們應該成爲每個人的教養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