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透過他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英雄保爾·柯察金，說出他自己對人生的追求：“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每個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一生應當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爲而羞愧……”

我在年輕的時候，不止一遍地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又不知有多少次特地翻開書中這一段“警語”，默誦着，震撼着。它已經成爲我所崇尚的人生觀、座右銘。它引導着我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人生的道路。甚至，連同保爾自我批判過的過錯——他爲了他所傾心的革命竟然斷絕了在戰鬥中成長起來的愛情，和麗達分手——也成爲我在戰鬥年代處理愛情的榜樣。

保爾在戰爭年代那種激情，包括那種“左得可愛”的政治情緒，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認爲他是完美的;當我知道“切卡”是被人憎惡的“克格勃”的前身，我仍然覺得保爾參加“切卡”的行動並無損於他的“完美”，因爲那是殘酷的革命年代。在修築那條運送木材的鐵路時，他邂逅了他少年時期情人冬妮婭時，表現出過分粗魯的態度，顯然是出於無產者的階級感情，對於有些溫情主義的我實在有點接受不了。但仍然原諒了他。甚至在我瞭解了斯大林時代的專制與恐怖，親歷了中國式的“左害”之後，也還沒有去想保爾(也是尼古拉)傳奇的一生是否也有可悔之處。

幾個月前，《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刊載一篇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侄女加林娜對這家報紙的講述，才知道他在臨終之前再次發出對人生的“警語”：“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爲之奮鬥的完全兩樣。”哎呀，這不是和我們中國一代人所憬悟的人生如出一轍麼?我再一次被震撼了。其實，我今天已不是對斯大林時代完全陌生的人了。從斯大林到晚年的毛澤東，既然是如出一轍，俄羅斯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命運的雷同，不是理所當然之事嗎。我之所以被震撼，固然是由於我對尼古拉的人生了解太少，尼古拉在我心目中就只是英雄，沒有其他。但，更多的是，他說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心曲。我們這一代人常常被人詰問：“你們當初那麼熱情地投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你們難道就不悔麼?我說：不悔。當尼古拉說這句臨終遺言時，他是否爲“爲之奮鬥”的人生悔恨了?我以爲，他沒有!我們呢，不是也不對過去的追求無悔嗎?

加林娜是這樣敘述的：奧斯特洛夫斯基12歲開始做工，15歲上戰場殺敵，16歲身受重傷，27歲全身癱瘓，32歲溘然長逝。在他英雄般的人生歷程中，既是勇敢的戰士，又是偉大的作家，他的名字傳遍了廣袤的蘇聯大地。但是，他也曾拒絕對白軍開槍，被押上法庭受審。他反對斯大林時期的肅反運動;一些曾經與他並肩殺敵、交情深厚的戰友，都沒有逃過被逮捕、遭槍殺的厄運。這對於身罹重病的他，不啻沉重的打擊。依他的性格，他不會選擇沉默。他生前的摯友薩爾達托夫說：“尼古拉的個性太率直了，如果他不在1936年病逝，遲早會有人‘幫助’他結束生命的。”

對於他本人所受到過的審判、他對斯大林時代的極權制度的抗爭，是我過去所不曾知曉的。他對斯大林時代的極權制度的否定，更加完成了他人生的完美。加林娜不曾談及遭受審判的尼古拉是否也被迫作了什麼“檢討”之類。據一本名爲《斯大林肅反祕聞》的書說，那些爲蘇聯革命立下不朽功勳的老布爾什維克們，在他們以“反黨、叛國”罪名受到審判時，他們竟把“有損於自己榮譽，而又是開庭所必不可少的證據提供給起訴人，這證據就是他們自認爲有罪!”瀕臨死亡的他們不爲自己的清白辯護，卻爲斯大林爲迫害他們炮製出來的審判辯護。但是，按照尼古拉的性格，他不會在法庭上自認爲有罪。也許，這就是他的`戰友所以預見到尼古拉早晚也是要被處死的。奧斯特洛夫斯基是百分之百的血統無產階級戰士，但是無產者的出身，沒有泯滅他所具有的人的共同的人性和人道主義情愫。因此，他不能不受到審判，不能不陷罹俄羅斯許多作家的共同悲劇命運。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晚年硬把人道主義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施之鞭撻。在左禍臨頭時，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不得不遠離“人道主義”這個“惡魔”，可悲也哉。

蘇聯作家們在斯大林時代大多無法逃脫悲劇的結局。悲劇無非是兩種：一是被逮捕、被殺害、放逐西伯利亞;另一是被迫在一定程度上對極權者做出妥協，甚至爲極權制度做過某種服務，先有高爾基，後有法捷耶夫。尼古拉病得早、死得早，沒有來得及完成悲劇的全過程。

從加林娜的回憶可以看出，尼古拉對極權制度的反叛，說明他所爲之奮鬥的理想，不只是不受壓迫，吃飽肚子(不虞匱乏的自由)，還有更神聖的東西：民主、自由、人性的尊嚴、精神的徹底解放。他沒有追求階級專政，沒有追求苛政暴政。他過去所追求的，沒有錯，無須悔;對於斯大林建成的極權社會，他沒有順從，還譴責了，他仍然沒有錯，無須悔。

在上個世紀40年代投身中國革命的我們這一代人，儘管也盲目地嚮往過蘇聯的“幸福社會”，但其所追求的決非什麼斯大林式的極權專制社會;他們熱切追求的無非是不願當亡國奴，要求抗日;反對國民政府的專政，要求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當時他們追隨共產黨，只是因爲共產黨當時的綱領(被稱作“最低綱領”)適應了他們所追求的東西。一般說來，他們並不曾讀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讀的多是通俗性的進步書刊)，也不知道中共的最高綱領(共產主義社會)是個什麼樣子，既不知道斯大林的暴政，也從未料到中共解放後一段時間實施的“左禍”。在我所接觸到的那個同時代人當中，極少對他們當時的追求有所悔的;至今他們還在爲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專制而奮鬥着，也仍然無所悔。這就是我所以爲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警語深爲感動的原因：“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爲之奮鬥的完全兩樣!”

在歎服尼古拉一生的完美時，不能不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個人迷信時代所表現出的盲從和暴政下的屈從感到臉紅。既有損害個人尊嚴和人格的無休止的“檢討”，也有對“同類”無可奈何的批判。因此，我和同我類似的人不能說是人生的“完美”，而是“很不完美”，中間有一段甚至是“醜陋”。這是無法與奧斯特洛夫斯基無悔的一生相比擬的。也許，僅僅是由於認同了“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爲之奮鬥的完全兩樣”，才被人們美稱之爲“兩頭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