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思想變化

《長恨歌》一方面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和政治題材，另一方面又是一個來自民間的具有悠久傳統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白居易在創作中服從於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詩人的個性思想，即傳統模式與作者主觀能動作用同時並存，這固然是與詩人的生活經歷和人生觀是分不開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貶官江州司馬爲界，經歷了由積極入世到消極出世兩個階段，實踐了他所信奉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謂“獨善”的基本內涵是樂天知命、知足保和，並由此而與釋、老相通，以隨緣任運、委順自然爲應世態度。

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獨善”與“兼濟”並行不悖，“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君子不器賦》)，它們是一個完整人生觀的兩個側面。還在遭貶以前，他努力爲雲龍、爲風鵬，並與元稹大力倡導新樂府運動。也正是因爲他年輕時候的胸懷大志，頗有挽唐室於既衰，拯生民於水火的政治氣概，才使得他有足夠的氣魄處理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並以“不惑”來總結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寫就了《長恨歌》。這樣，在他心目中對唐明皇的一分爲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來。

正是因爲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輕國的唐明皇是對立統一體，所以，白居易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好皇帝的悲劇。好皇帝有所惑，終於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們從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種理想化的結果。排斥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爲皇帝們頭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爲半神的理想化。而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種理想在內，他們從現實生活中皇帝權威下降的土壤出發，把封建統治階級的頭子想象爲和他們自己一樣的普通人，一個有愛慾、有苦惱、有錯誤、有缺點的人情味十足的癡情皇帝，和一般愛情故事中的主人公並無差別，他們從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應該和百姓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從民本思想出發，有條件、並有所揚棄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這種對唐明皇的理想化，這樣完成了對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詩人被貶江州以後，“獨善”與“兼濟”的地位才發生了轉化，他的精神生活與仕宦生涯逐漸轉軌，終於以“獨善”消釋了“兼濟”，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白居易逐漸從關注社會政治轉向關注個體生命，對於自由人格的鐘愛逐漸超越了對道德人格的執著。